林森執導的電影《窄路微塵》講述疫情下的基層生活，贏得口碑，更迎來票房逆轉。對基層弱勢的寫實刻劃，拮据中的樂天溫柔，是編劇鍾柱鋒眼中的深水埗面貌。憑《窄路微塵》獲提名金像獎最佳編劇，此前鍾柱鋒寫過多部劇本，他說，主角寫來寫去其實都是窄哥。也許像他自身一樣，自小扎根深水埗，深水埗就是他故事的世界，兜兜轉轉離不開。
約鍾柱鋒訪問，他傳來一條路線，從長沙灣到深水埗，是他與導演拍擋林森、郭臻日常見面傾故仔的路線。於是我們與他閒晃一個下午，談編劇之苦，也談深水埗的生命力，一如他筆下的角色，從漂泊中尋找安身立命的感覺。「窄哥嚴格來說沒有得到好的結局，但是他找到處世的方法。如果你問我窄哥影響我什麼，他令我對這個世界多了希望。」他說。
撰寫《窄路微塵》基層故事 鍾柱鋒眼中的深水埗
與鍾柱鋒約在長沙灣，往他與林森、郭臻常到的茶餐廳出發，沿路橫街窄巷，舊樓間夾雜商店車房，貨車司機或聊天或歇息，三五成群的南亞裔，又有家長湊着小孩，彷彿映入眼簾的都能想像成鍾柱鋒劇本的某場畫面定格。他說，自己平時喜歡邊行邊傾，走在街上，總會看見什麼刺激到自己創作，「寫作最有趣是不覺意吸收到一些東西，我沒有刻意去觀察什麼，但很多時候我是寫一些深水埗感覺的東西。」
「如果要問我的劇本關注什麼，很易會答關注基層的生活，因為我由讀書到畢業，短片長片都是和基層生活有關。但我不想說是為誰發聲的那種關注。可能是生命力，我在深水埗生活，很感受到這個地方的力量，是有個魔力，對我來說好吸引，想呈現出來。生命力如何來呢？就是人與人之間的萍水相逢。」他說，自己劇本中的關係未必一開始便很深厚，往往是偶遇之間，「我本身都是比較內向的人，不太會介入一些關係裏面，很多都是萍水相逢、但我很珍惜的關係。」
這一點人與人之間的距離，也是鍾柱鋒反覆強調自己作為編劇的「身位」、「位置感」。他經常思考，自己寫某些議題或人物時，會否變得片面或有誤解。「所謂身位是感覺，好難解釋。我一路寫會心虛，如果心虛過了某一點，覺得再寫下去會對不起別人，就不寫了。雖然是創作，但我有個責任。」
鍾柱鋒從演藝學院的畢業作開始，主角一直都是司機。揸過的車像是《流放地》（2013）和《黑哥》（2017）的客貨車，抑或《豹》（2015）的回收車、《夜更》（2020）之的士，都一直在城市穿梭。來到他首部長片劇本《窄路微塵》，明明窄哥做清潔工人，偏偏又是個司機。「我會知道我和角色的關係是什麼，感覺到他活起來，會去想他往後的生活如何。所以我之前一直所寫的，黑哥、豹哥等等，兜兜轉轉都是很接近的東西，其實都是窄哥來的。」
他覺得，每次寫完一個劇本，但角色的故事未完結，所以延續去下一個故事。但是，他也留意到這樣一位「窄哥」經歷漫長歲月後，有了微細卻又重要的轉變。「從前講的東西『大力啲』，像講市區重建的《風中轉》，壓迫力強大很多，一路寫下去，有轉變了，那些壓迫不是那麼水深火熱，人物的狀態也不同。以前被迫遷是去鬥爭，死都唔搬，後來慢慢地用自己方法應對，像黑哥（《黑哥》）也是被迫遷，但他去想如何解決生活的問題。還有，以前的角色窮得好緊要，後來是一些食你唔飽、餓你唔死的人。這都是我日常觀察到最多的人。」他說，可能和年紀有關，但更多是處境不同，發現很多東西是求之不得。
《窄路微塵》上映以來，影評或觀眾感想都認為窄哥善良，鍾柱鋒卻表示寫劇本時從來不是思考角色善良與否，而是像他向來自己喜歡的東西，都是溫柔的。「我寫的人物有個不好的地方，就是大部分都好天真。」和他坐在嘈雜的餐廳裏聊天，周遭不時傳來小朋友尖細的玩笑聲。鍾柱鋒筆下同樣寫過黑哥的女兒（《黑哥》），Candy的細朱（《窄路微塵》）等。他說，林森擅長拍小朋友，自己也擅長寫小朋友的對話。「這樣說可能尷尬⋯⋯自己還有點天真，人到中年都唔長得大，所以代入小朋友處境都能想像得到困在劏房會怎樣呢？而且我家樓下很多學校，落街食飯都會聽到他們聊天，有不少和媽媽一些不合理的對話。」在鍾柱鋒的故事中，孩子們的天真往往在困局裏閃出抹去陰沉的靈光，他聞言直道，自己正正是喜歡苦中作樂的感覺，「就回到生命力的感覺，苦中作樂的生命力好強，我喜歡看到這些畫面，像落街見到基層小朋友生活得好開心，都是這個社區給我的力量。」
編劇與世界的距離
對鍾柱鋒而言，編劇最有趣的地方是有很多未知。「透過故事框架不斷去寫，回答自己，知道它對我構成什麼意義。好多時，寫作對我來說就是挖掘一些東西。」
訪問鍾柱鋒之前，聽聞過他性格內向，以為訪談問答會較困難。然而，無論是坐在茶餐廳喝着檸水，或者繼續漫無目的在深水埗蹓躂，他都似乎侃侃而談，「我喜歡在熟悉的地方傾偈，會自在一點，雖然現在受訪都不太自在。哈哈！我不喜歡做訪問，因為我做不到自己。」同樣是內向與距離的考慮，他坦言，較少受訪的原因是拿捏不到訪問的位置感。同樣地，這一點對於自由身編劇的他，常常因為合作的位置感擔心出現問題，的確較少去爭取機會。
他笑道：「我這類型的編劇，和大家想像中的編劇都接近，搵朝唔得晚，生活不來是必然的。」他表示自己寫作很慢，兩、三年才完成一個劇本，不太容易以劇本收入來支撐生活，因此從來不當自己是全職編劇，甚至連換領身份證，他都不敢在職業一欄填上「編劇」，「因為不是靠編劇搵食，唯有寫自由工作者。我覺得全職編劇好犀利，有個技能去做到，我就好慢，做不到。」
「有些編劇前輩都和我一樣是內向，但對我來說可能是個缺點，如果能夠多點體驗、暴露自己，可以得到多點不同的東西。」除了生計，他更常常擔心大家覺得他的故事老套、太平淡。就像訪問中，他常常回答完都會補上一句「咁講好老套！」「係咪好無聊？」如此反覆質疑自己，在面向大眾的電影創作，又怕暴露得太赤裸。他坦言十分痛苦，不過幸好林森和郭臻替他擋下不少場合，又笑說：「每次寫劇本時，我都跟他們說，寫埋呢個就唔搞喇。」
然而，他兜兜轉轉還是一直寫下去。到頭來還是老套話，因為真的鍾意做編劇。他說，很大程度是因為創作給了他一個空間，去看自己和這個世界的距離。
「我自己的位置感好差。例如有人讚《窄路微塵》寫得好，但我會心虛。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距離，都是我思考的問題。我寫的角色可能在社會上相對邊緣，其實他們都在摸索自己的位置。」他回想，最初不知道為何自己執着於以司機為主角，直至反覆出現，開始思考車對他的意義，才知道想寫的其實是漂泊。「兜兜轉轉都是用不同角度去看漂泊，這都是自己一個好大的命題。包括在我們小時候成長的背景、工作行業，當然還有整個社會的變化，必然會有漂泊的狀態。」
他提到，現在正與林森創作一個新劇本，今次的「窄哥」變成了移民英國的香港人。他形容，相比過往的角色，屬於經濟能力上較有能力的一類人，不過來到英國，同樣都是位置感的思考。
「最簡單的心願，就是想安身立命咋嘛。我很想透過角色去找到。」
他說，寫《窄路微塵》時，本來想角色有圓滿結局。「因為我好冀盼他們能夠穩定下來。但這是很難做到，人本身最大的挑戰，就是安身立命。這是我一路嘗試寫的東西，其實是我想找到我安身立命的感覺。今次窄哥嚴格來說沒有得到好的結局，但是他能舒服一點，找回自己，也找到處世的方法，未必是最完美，但都OK。如果你問我窄哥影響我什麼，他令我對這個世界多了希望，可以繼續到生存下去。這就是一開頭我說的生命力。」
因此在編寫劇本時，比起人物情節，他更重視如何建立故事的世界，「深水埗就是我故事的世界，想像角色進入這個世界裏面。以前會覺得這個是限制，我只能寫深水埗或者基層故事。但深水埗對我來說是個概念，可以無限擴大。可能因為我一直都在寫同一個故事，所以不斷在這個世界裏加添東西。」他目睹深水埗有很多轉變，而他的故事世界也隨之而變，令角色的應對方法不同。「我看到的這些都是很碎片，當我寫作時組合起來，好完整地看到一個面貌，而它給了我一個動力，去覺得世界多了點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