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書展有新生代香港作家的身影。移台生活數年的沐羽去年在台出版首部小說《煙街》，奪下今屆書展小說組首獎。亞然今年交出香港政治文化評論的「三部曲」最後一部《重回舊地》，同樣由台灣出版，記下讀書旅程歸來的思緒。兩位九十後寫作人以不同文體，無獨有偶都是寫離開後無法回頭、卡在中間的狀態。為何這一代香港青年作家都回不去？
《煙街》與《重回舊地》：能否回去 能寫不能寫
二人是同代人，年歲僅相差一年，讀書研究，曾留學台灣，在媒體寫稿，也在台出版著作，過去卻從沒接觸交流，直至今屆書展。沐羽是今屆書展小說組首獎得主之一，除了得獎分享會，也有其餘對談講座，其中一位是亞然。那是亞然特地匆匆從香港來台灣數天，出席書展的《重回舊地》新書座談。他們表示，是講座前一周才交換社交媒體，笑言這是網友見面會。
「我們兩本書，都是寫離開了香港，回去但卡在中間的狀態。唔太返到轉頭，又唔係好去到新嘅地方。」沐羽如此概括他的小說《煙街》和亞然的專欄結集《重回舊地》的相似點。
亞然的首作《孤獨課》是外國留學遊歷，接着的《醒來的世界》也是寫於旅居德國時，對政治及世界的反思，他形容主調還是開心。惟新作《重回舊地》，都是二○二○年後，一直在香港寫成，「整個世界是一百八十度轉變過來。而且也是我個人成長的一個過程。」他說，當改變愈來愈快，就真的是回不去的那種感覺。
而逃逸是沐羽前年寫《煙街》時思考的狀態。那是關於香港與台灣的小說，筆下不少都是流亡台灣的港人。他自知其特色是中間的人，來台多年，對香港陌生，「但成為台灣人是沒可能的。移民是永遠的過程，不會真正成為到當地人。」
各自寫作的地方、距離，文體完全不同，但同樣感覺回不去。
「你有沒有考慮能否回去（香港）的問題？」亞然問沐羽，因為他認為這一點會影響寫作，「基本上寫作不會踩着剎車掣地行走？」沐羽說，去年經常被問起同一條問題，「但沒有人問我想不想回去。我不太想回去。因為整件事都不一樣了。與其回去，見到地方完全不同，不如保留那些在我的記憶裏。」這也是他選擇寫小說而非散文的原因。「因為我想的是當下的情況。我和這麼多香港人在台灣都卡在中間，這對我來說是比較切身的議題。如果我和那些我書寫的對象同在一起時，我關注的是那些回不去的人，而不是我能否回去。」
這點卻是近幾年對留港寫作的亞然影響最大，或如他所問道，踩着剎車掣般的下筆。「要思考什麼能寫，什麼不能寫。和所有威權政治一樣，都是自己估計。如果有張清單說有什麼能寫不能寫，當然好容易，但並沒有。」他研究專業是港、台兩地政治，多次來台觀察選舉，「特別是寫政治，如果沒有踩界的，便不用寫啦。或多或少都危險，但盡量做，盡量小心。我是很小心的人，也不是什麼厲害主張、激進的，不在政治光譜的任何一邊。我沒有刻意改變自己，不是違背了什麼，只不過所有事都要很小心。」
對於類似在港寫作者的處境，身居異地的沐羽坦言不曾自覺置身事外，亦無高低之分。「我都認識不同留在香港的寫作者，像韓麗珠每天都出文，她的寫作習慣沒有因為政治影響而忽然轉變。又會見到周冠威、任俠、陳梓桓，都在做原本他們想做的事情。當然是佩服他們的勇氣。我不會說是置身事外，因為我本來就寫一些和他們很不同的東西，在小說、美學上的bonding是非常低。如果問會不會置身事外，就已假設我是局外人，去『看他們』。」
小說與評論散文 通過故事或評論來說話
談到文學寫法、美學的觀念，也是二人的不同。沐羽成為新進小說作家，兼寫散文。而亞然無論在講座或訪問中，卻多番表示自己寫的評論文章不會被歸入文學。
亞然自大學時代始於報章撰寫評論，同期修讀政治的同學張秀賢刊在觀點版，自己則屬副刊，版面有別，不是那種很即時、觀點鮮明的文章，「由小到大寫作都會找一本書來談，不過是借他人的口，去講自己想講的。我是通過評論或書評的形式去講，而沐羽是通過故事。」譬如亞然讀錢理群談魯迅，記下的是強者如魯迅置身壞時代只能抄書避禍的命運。
他坦言自己的文章未必很耐讀，倒會羨慕可以寫得出小說的人，「但在這個社會環境下，那狀態很尷尬，又寫又驚多人睇，有這種猶豫。沒人看，自己繼續做。或者到了時候，會有人認為關仲然（亞然）這個人做了些東西。」
在創作小說之前，沐羽都是寫散文的，書評也好，理論或現象評論也好，都與亞然相似。「亞然說自己不是文學這回事，有點被傳統、由純文學把持的系統影響。因為最基本你創作了一本書，無論什麼都是文學。」
以前沐羽接觸過一類主流講法，指寫作是為了自己，但他不認同，「寫作基於語言，是有溝通性。那時我開始想，什麼人會喜歡我的文章。這不會被區域限制，我最後揀的是純文學讀者，或者比較modern的文學讀者。可能因此我才會得獎（書展大獎）。他們喜歡我作品的原因，是它在講一個故事，而剛好是寫香港。」
他指，報紙，小說或散文，時效性都有不同展現。「我和亞然有個地方好似，都是寫評論起家的。我寫評論，因為無論《明報》或文學媒體，評論是穩定的收入。這直接影響我的散文。亞然說，好多書通過他來說話。我最近得知自己有作品被選入今年《九歌》的散文選，那篇是我評論兩本書，而兩本書是通過了我的工作經歷見聞去包裝。我們的common ground是一樣，讀完一本書，消化了它。」
在亞然看來，《煙街》作為小說，直接而微觀，「沐羽寫的對話都很直接，寫一個人發生了什麼事，其生活最微小的層面。說unit of analysis是個人的話，他真的在寫一個人。我的評論不會微小到這樣，最多我見到什麼，篇幅也不會有很大的聚焦。」他表示，這是性質和處理方式不一樣，「我都想講好細微的東西。譬如講民主化，不想每次都是談最大最出眾那個，可以講其他小人物如何自處，或者都是我想知道的，作為一個普通人，在這個環境下如何自處。」
去年沐羽從新竹遷居台北，看到很多港、台兩地人的磨擦。過往他曾在小說以在台港人成立「香港村」的討論諷刺港人天性，如今他卻看到香港人的確互相扶持，「是很新型的香港社羣，很值得探討的。但這是現在進行式，我未消化到，一來是太忙了沒時間，二來我的藝術或思考未深入到去。」
憤世嫉俗 寫作的趣味
自言喜歡「睇人打交」的沐羽，在亞然的三部曲中，最喜歡的是第二部《醒來的世界》，讀得出字裏行間的憤怒，他說，有點獠牙，有嘢想鬧，「用理論去X一個世界」。
憤世嫉俗、事事看不過眼，可能是他們的共同主題，但如何表達憤怒，也在不同位置。
亞然在《重回舊地》出版前，重寫過書稿，因為在記錄城市隕落時，流露太多情緒。沐羽好奇的是，究竟寫散文能如何克制自己的感情？「那時就是沒有（克制）。」亞然續說：「所以當時我的取態是講其他。當然都是政治，明知和香港有關係，但我完全不講香港。我有點怕直接面對，甚至乎現在那麼多紀錄片，我好怕去看，可能是不太懂得面對。」
是否創傷？沐羽問。亞然表示，不算，只是個人本身比較有距離，站的位置「又後又斜」。沐羽則說自己也差不多，「不過我是在直後面X佢。不會是指桑罵槐。通常我應用理論，都是串連真實事件去講。我這本書（《煙街》）同樣是連繫故事去講理論。」對沐羽來說，最喜歡《醒來的世界》的趣味，正是因為書中有一種拿捏理論和對世界看法的游刃有餘。
「第三本有點太沉穩，沒有一種危險、向前行。第二本是想捉住一些東西來挖，是真的有東西想鬧才寫㗎嘛！」聽到沐羽如此評析，亞然也承認此中的轉變：「會愈來愈小心呀，然後驚好多事。這是絕對真實的事。」欲語還休之難，是環境，也是個人性格使然。亞然說，很多事都看不過眼，但不會刻意去講，並非偽善，而是保持距離，乜都吞落肚。他都知道，這點在寫作上有矛盾。「由第二本到現在，這幾年的狀態都好模糊，分不出哪一年，工作、疫情，好混沌。但我寫這三本書，應該是第三本最成熟，篇幅上寫長些、連貫些，闡述更多。」
回顧近年的寫作出版，「香港創作」成為一個議題，隨之而來的是出版自由、禁書、下架的字眼等等。對他們來說，有什麼不想聽到的說話？
沐羽指，自己得獎後，有朋友說恭喜，還加上一句「為港爭光」。「我不是為了香港寫這本書。我是挑戰自己，作為小說初學者，練習技藝。當中有香港，是我關注的議題。為何無端端代表香港？」他的發問或對答，不時都強調寫作手法、美學、文學理論，沐羽追求創作上的技藝超越，是對寫作的純粹想法，「這一點我還是覺得自己很天真的。」
亞然則覺得，對於被形容「好勇」感到奇怪。「首先知道自己一點也不勇，是否在諷刺我？而且由始至終我都是做自己想做的事。」他認同這情況在今時今日無可避免，「他朝有日，很多現時在做的事，都未必做得到。」
這兩位寫作人無論性格或創作狀態，着實南轅北轍。但依然繼續寫作，可能某個相似點，除了憤世嫉俗，也是他們仍找到一點樂趣在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