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五四運動104年紀念，這場在近代中國史上可謂千載難逢的運動，在歷經逾百年論述後，帶給後人怎樣的思考和對話？中國學者、北京大學博雅講席教授陳平原在新書《未完的五四：歷史現場和思想對話》多番強調五四的複雜性，形容是「關鍵時刻」：「人類歷史上，有很多關鍵時刻，不管你喜歡不喜歡，你都必須跟它對話。事件已經過去了，但是它會轉化成一種思想資料，不斷地介入到當下改革中。『五四』就是這樣的關鍵時刻。」
平視晚清與五四 報章及出版的重要意義
陳平原在碩士及博士的研究專業方向為中國現代文學，五四是其關注及論述的焦點。今年他剛出版新書《未完的五四：歷史現場和思想對話》，為重新編著《作為一種思想操練的五四》的增訂版，新收錄七篇文章，並按主題內容重新編排。書名的「未完」，意謂未完成、未完美、未完結、未完待續。
他論述對五四的理解，不只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天安門前的集會遊行，而是起碼包括互為關聯的三大部分：思想啟蒙、文學革命、政治抗議。當談論新文化運動，主流論述傾向於以《新青年》創刊為開端，陳平原提到也有一種思路是溯源至戊戌維新，採取這學術立場的，除了他自己，也包括美國學者、思想史專家張灝。陳平原一直主張談論「五四」必須兼及「晚清」：「正是這兩代人的合謀與合力，完成了中國文化從古典到現代的轉型。」
他指，因為談論「轉型時代」，在分析趨勢是綜合社會動盪、政治劇變、文化衝突、知識轉型、思想啟蒙、文學革命等多個面向，應凸顯進程而淡化事件的戲劇性。譬如，報章及出版是其中一項晚清與五四在傳播上的重要意義。
陳平原認為在某種意義上，晚清及五四的眾聲喧嘩、百家爭鳴，為中國歷史上難得一見的盛況。他直指晚清及五四思想文化潮流的活躍，和出版及新聞的相對寬鬆有直接關係。「晚清及五四的『疑今』與『疑古』，兼及文化、政治與學術，是這個時代的最強音。基於對當下中國的強烈不滿，用批判的眼光來審視歷史與現狀。敢於並善於懷疑，『重新估定一切價值』，持強烈的自我批判立場，此乃晚清及五四的時代特徵，也是其最大的精神遺產。」
追溯晚清報業、傳媒發展，引領社會思潮，陳平原談及，《新青年》的橫空出世得益於過去這個文化教育及思想啟蒙的意識，像不同五四新文化人皆在報刊發表文章，甚至直接參與報章編輯製作，如陳獨秀辦《安徽俗話報》、蔡元培辦《警鐘日報》（前稱為《俄事警聞》）、吳稚暉辦《新世界》、章士釗辦《甲寅》、胡適編《競業旬報》等等，而《新青年》、《每週評論》、《新潮》、《國民》等更使北京大學成為新文化的重要陣地。
陳平原強調這種傳播媒介的轉變，決定了一代人的思考及表達方式。世人在社會動盪下求新求變，報章比起經書更迅速及時，處於對話狀態，與時代、讀者、也與論敵對話，影響時代風氣。譬如《新青年》於一九一六年二月便開始激烈批判孔教，回應當時早前袁世凱稱帝舉動，與晚清章太炎「深惡長素孔教之說，遂至激而詆孔」異曲同工。此外，晚清及五四時期的論戰文章以慷慨決絕較受歡迎，劍走偏鋒，《新青年》上激烈的議論往往採取「通信」和「隨感」兩類文體。陳平原也提到，報章論述的缺點是難以形成完整的思想體系。「正因身處危機時刻，來不及深思熟慮，往往脫口而出，不夠周密，多思想火花，少自堅其說，各種主義與學說都提到了，但都沒能說透，留下了很多的縫隙，使得後來者有很大的對話、糾偏以及引申發揮的空間。這種既豐富多彩，又意猶未盡的『未完成性』，也是五四的魅力所在。」
多年來兼論晚清與五四，陳平原表示：「那兩代人的掙扎與痛苦、追求與失落、思考與前瞻，都是此前此後的讀書人所難以企及的。」
如何論述歷史？學者對五四運動紀念的擔憂
在新加入的篇章中，〈新文化運動中「偏師」的作用及價值——以林琴南、劉師培、張競生為例〉一文中論及運動中參與對話的人，不管立場或聲音力量，都有特定歷史地位，陳平原以五四多位「偏師」為例，既有複雜性，也指出歷史學家在論述必須主持公道，警惕「成王敗寇」的思維方式。
過往各黨派在五四運動的闡釋，與時代的意識形態建構糾合。書中另一章節〈波詭雲譎的追憶、闡釋與重構——解讀「五四」言說史〉就採取四份重要報刊的紀念文字，呈現一九四九至一九九九年間中國大陸關於「五四」的歷史記憶，談論史學論述中反映的政治內涵。當「五四」成為符號，回顧「五四言說史」論述詮釋上，倒又折射出另一種報紙的力量，光怪陸離的歷史圖象，值得反思。
陳平原經歷過上世紀八十年代思想潮流的激盪，研究「五四」新文化，書中輯錄文章橫跨的時間幅度，也看到這位學者對歷史與當下流露不少感慨與關懷。就像〈從「觸摸歷史」到「思想操練」〉一文，原為陳平原於五四運動百周年的前一年的座談會發言，提到在中國大陸談五四運動潛藏兩種陷阱：「一是政府對於學潮的高度敏感與警惕，害怕學者借古諷今乃至挑起事端；二是國學熱、大國崛起以及民粹主義思潮，使得『批判傳統』成了某種禁忌。」
及至一九年四月寫成的文章〈我的「五四」百年〉，陳平原對於百年紀念提出四個擔憂：「一怕成長在太平盛世的年輕一輩，無法接受五四新文化人那些『危機時刻的閱讀、思考與表達』；二怕年復一年大張旗鼓的紀念活動徒具形式，變得日益口號化與空洞化；三怕學界就事論事，沒能拓展視野，在理論上有所提升；四怕成為純粹的書齋學問，沒能因應時代話題，也無法介入現實生活。」
直面歷史，與歷史對話，既為了回應時代當下，也是思想視野的提升，避免重蹈覆轍甚至步向更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