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楊秀卓性格火爆、橫衝直撞，他直認不諱。年輕時創作不斷向社會咆吼，人到中年走進校園教視覺藝術，這位楊sir也像個火球，滾燙地撞擊學生的腦袋，他說，不求栽培藝術家，只願學生找到主體，成為公民就足矣。
然而，時代迎來藝術創作和教育都如陷泥沼的困局，如今楊秀卓已屆古稀，回盼來時路，撫心自問不能同日而語，但他始終想講出教育的可能性：「去到我這個年紀，再不是睇自己，是睇下一代，希望他們的日子，比我這代更加好。」
從藝術創作到藝術教育 楊秀卓：教育即自由的實踐
楊秀卓彷彿總是投擲整個生命去做他想做的事。昔日年少氣盛，他一連串的藝術創作正是用力控訴社會的不公義，在一九八七年，他甚至把自己囚禁在牢籠裏四十八小時，繫着鐵鏈與頸圈，滿身血紅地怒吼。那是楊秀卓的代表作《人與籠》，也是他創作階段的一個句號。
「我連自己都擺埋入籠裏面，不知還可以放什麼入去。」當時大概誰也沒料到，楊秀卓會在年逾四旬之時，把自己整個人拋擲到一個名為「學校」的籠裏去。
他說，Teaching to transgress，來自教育學者bell hooks的著作（中譯為《教學越界》）：「教育是突破規矩，不要受框架限制。那本書都說了，Education as the Practice of Freedom（教育即自由的實踐）。」於是，他把下半生的火燃燒到校園裏。
剪報成教材 另類的視藝科
在學校任教視覺藝術科，楊秀卓索性從坪洲搬到校舍附近的村屋，一住便差不多廿年。
楊秀卓的家在三樓，連天台，清靜舒服。他說，應該就快搬了，因為都退休多年，而且租金不便宜。但要搬也不容易，因為整間屋都放滿他的學校物品，像資料倉庫，又像一個展覽廳，呈現這位老師的另類藝術教學生涯。
天花橫樑一整列都是黑白人像照，是他第一班的學生。「如果計返時間，呢班小朋友今年三十九、四十歲，人到中年喇。」教了十八年書，對楊sir來說，多少年過去，學生一直都是「小朋友」。還有很多學生的畫作、一疊疊報紙，問他是否收藏癖，他連聲否認，「反而我儲好多剪報，攤出嚟都嚇死你。全部是我的教材。」整個房間是擺滿一盒盒裝着文件夾的儲物箱，寫滿分類，城市街道、音樂、文化、食物，垃圾，全是時事新聞、副刊文章的剪報。楊秀卓形容自己差不多日日都在「備課」：「儲儲埋埋，有啲咩要教，攞起上嚟就知道點教！」
剪報的習慣在他很小的時候就養成。以前他的父親一日買兩份報紙，「一左一右，《晶報》和《工商日報》，我𡃁仔小學便睇報紙，亦因此知道多些新聞，比其他小朋友早熟。」每當讀到好文章，他便剪下來儲起，「去到教書，更加要剪下來做教材，把好文章印給學生，想他們知道社會發生什麼事，可以如何切入事件。譬如這篇講城市，為何連小販都容納不到。這篇講國民教育，打咗三粒星！」幾乎每揭幾張都是用箱頭筆大大隻字寫上「必讀」，打幾粒星，楊秀卓沒好氣地笑言：「唔係啲𡃁仔唔讀㗎！」
如此着緊，事關楊秀卓教視覺藝術科，不是重視訓練學生的繪畫技巧，而是年輕人的腦袋思考。「你沒有思考，是做不到好的作品。思考是從生活而來。」
旁觀他人之痛苦
「創作時，對住一張空白畫紙，第一個問題是，我要畫什麼？那是就在腦裏面，你關心什麼，你如何看生命、世界，如何看自己。」楊秀卓總是看見世界諸多的不公義，那些已經成為他生命的一部分，於是他的創作不能撇開苦難。
美國作家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曾提出，人長大到某一年紀之後，再沒有權利如此天真、膚淺、無知、健忘。楊秀卓對苦難的理解，早於童年便深深植根於心。
他六歲左右患上哮喘，一年發作幾次，切身感受身體痛苦。那時媽媽揹着瘦弱的他到東華醫院輪街症，等嗌籌，長長的人龍盡是憔悴孱弱的垂暮老人，即使他尚年幼，已對闖入眼簾的苦況體會到一種共同的痛苦。後來他在跨國煙草公司做會計，出差到韓國、菲律賓，泰國等地的工廠，遍目沙塵滾滾，悶熱侷促，一整天都是震耳欲聾的機械聲，他目睹種種惡劣的工作環境，為眼前素未謀面的工人受苦感到難過不已。
他形容，從小就種下了同理心，但長年以來，自己的狀態是旁觀他人之痛苦。「我自問生活好舒服，但看不少紀錄片、攝影書，講饑餓、戰亂，好惘然，個世界很多苦難，我做不到什麼。不說到太遠的地方，不過是我屋企的街口，見到婆婆夜晚在垃圾站用長棍撩吓撩吓，有罐未開的食物、打開包着餸汁的報紙，放在手推車上。每晚都是看到這些畫面，我就是旁觀他人之痛苦。」
苦難源於不公義，楊秀卓無法對之視而不見，以前創作，橫衝直撞，鬧爆社會，「很多時候是我對社會的anger，透過藝術品把我的痛苦爆出來。譬如香港居住環境空間好窄，我對貧富懸殊好有體驗，便去批評。當我教書時，我放低了自己的憤怒，夠喇。」過去他歇斯底里地控訴，鬧到「都冇晒氣」，於是他嘗試把自己的影響力，從藝術批判轉到藝術教育，直接影響學生。
「不如專心教好學生，如果學生日後成為公民，社會咪有改變囉。直到今日我都仍然希望這個地方會好一點。」
出版《帶個腦返學》：教育的意義 覺醒的創作
楊秀卓的老師路有點迂迴。不似一般按部就班地升大學讀教育文憑做老師，或者由教學助理做起。他在中環打滾十六年，再浪遊歐洲，兜兜轉轉，三十九歲才重返大學，與十九歲的同學坐在課室上堂，四十二歲留着一頭one-length長髮就走入中學教書。他認為這樣的人生經驗反而是一個優點，跟學生講故仔，討論社會。
「我頭一、兩年都懵懵哋，教一些技術。之後問自己，如果我教畫畫、搓泥，跟商場興趣班有什麼分別？那些導師勁過我啦，為何學生要回來學校？」他抱着這個疑問去研讀教育理論書，確信教育是教出一個公民，是學生自我意識的覺醒，「認識自己，還有和他人的關係，即社會、世界。想他們找到自己的主體性，如何構成有內涵的人，有愛，對人有關心。我希望我的學生是這樣的人，多於成為一個藝術家。」
楊秀卓形容，自己初初教書，根本是個「火球」。他壓低聲線地宣告：「我要拯救每個細路！我要燃燒你們每一個！」說畢，也笑言：「真係好肉麻，現在我講起都毛管戙。總言之把火係好旺，不過不是憤怒，而是熱情，有愛在裏面。」
每當上課鐘聲響起，楊秀卓踏進課室，先用幾分鐘跟學生聊聊最近社會發生的大小事。「嘩！你知不知某餐廳剋扣員工食飯錢，有冇聽過呢單嘢呀？」一把花髮的他恍如在公園議論紛紛的叔伯，周而復始，學生自然留意多了新聞時事。
譬如○九年菜園村清拆事件，他會問學生，如果屋企被人這樣剷走有什麼感覺，其實是討論何謂家園，甚至向高年級學生談得深入點，講土地運用的概念。「土地和家園對一個人的根有幾緊要，或者利東街規劃，都是城市街道，居住文化，和人的生存狀態。他們一聽便會有自己的思考，價值批判。」當然，他會順手拈來不同藝術家的作品例子，把藝術史扣連到現實，激發年輕學子藝術創作的腦袋。
潛移默化下，他的學生的作品往往充滿創意和批判。楊秀卓把逾百個學生創作輯錄成書《帶個腦返學》，當中的創作主題跳出校園框架，涵蓋身體意識、城市發展、環境保育，食物和土地，還有關懷勞動階層，時而諷刺尖銳，時而叛逆創新。
其中一個令楊秀卓印象深刻的，是以反核為主題的作品。他曾在課堂上談論核電，追溯切爾諾貝爾核事故的歷史，「那個學生從福島核電廠爆炸，聯想到鄰近的大亞灣核電廠，於是拼湊電腦底板扮城市，裝上幾柱香，拍攝出核事故下都市淪陷的場景，我見到大讚好嘢！」
與學生同行一段路 楊秀卓：人不是容易改變到
生動有趣的教學相處，多年來楊秀卓都深受學生愛戴，畢業後亦保持聯繫，他會去以前的學生經營的咖啡廳吃早餐飲咖啡，有時在講座分享會，總有學生上前跟他打招呼，神奇在楊秀卓幾乎認得每個學生。他說，自己身體差了，但記性依然好。
當然，未必每個學生都受他一套，不過楊秀卓從不因此而判斷成功失敗與否，「十個學生，有五個教到，我已經心滿意足。因為這樣才是我相信的教育，人不是容易改變到。」常言愛之深責之切，楊秀卓對着年輕人卻收起怒火。他提到，有些生於富庶家庭的學生，反對劏房等居住問題的控訴，面對他不認同的價值，他往往坦然面對，「因為人真的有很多可能性，每個學生行的路都不同。」
這麼多年來，他經常如此鼓勵自己：「來到學校，我和這班細路行他們人生的一個階段。有學生行行吓，唔啱傾走開，唔緊要，byebye。有的喜歡我，一起行，這一段路我們一齊成長，我都受你影響。」
同行路上，楊秀卓總是被學生的生命經驗影響。「聽到學生的故仔，就知確實家家有本難念的經，社會複雜到不得了。我常常讀到社會貧富懸殊，但他們告訴我更具體的成長挫折，擴闊我對生命、社會的認識。」他發現，自己漸漸對學生有更大的包容，「有個學生欠交功課。原來他畫畫是要等家人睡了，才有空間打開桌子畫，畫到一、兩點。我聽到好悒，我把口都收檔啦，鬧咩啫。其實是豐富了我對人的不同狀況的同理心。」
這位老師往往花很多時間陪學生聊天，也喜歡帶學生出去聽音樂會，看電影和舞台劇，「有些學生爆粗、食煙，我都不會阻止，學生反而會奇怪我這個老師沒多管。我覺得，你都未接納他，談什麼教育？第一步是接納他們是這樣的孩子。」有次，他和一個中一生看完舞台劇後，送對方回家，在樓下等待的家長感動欲哭，因為從沒想過孩子會跟老師去看藝術，「當學生肯黐我，後續便是教育了。」
「所有教育，到最後都離不開自由價值。」楊秀卓說來語重心長，期望學生對社會、自我意識有覺醒，再抽象一點，便是認知公義和自由。
「如果他明白和珍惜作為一個人好重要的是自由，一種選擇的自由，那麼他行出學校，他的生命上已經有了質變。」
如此特立獨行，楊秀卓打從心底感激遇到當時的陳校長。「我真的遇到一個非常好的校長，陳校長是我的恩人，我這一世都記得。沒有他，是沒有今日的楊秀卓。」他坦言，昔日對方並沒嫌棄自己毫無教育經驗，也從不過問他的教學方法，更不會要求什麼比賽獎項殊榮等。「陳校長是很有愛心的基督徒，對教育很有承擔，對老師、學生好好，是真正的教育家，more than 一個校長。」
二○一三年，楊秀卓退休了，離開全職老師崗位，往後還是繼續做不同的藝術教育工作，做工作坊導師、講座分享，參加藝術創作計劃等。時移勢易，關於教育和創作環境，他深明如今不可同日而語，「坦白講，我那一套教學已經是past tense。」現實是無奈，但他明言，更着緊的是他實在不願打沉其他人，出版新書《帶個腦返學》，亦是為了講出他的教育理念，讓人看見藝術教育的可能性。
生命的韌力 老套之必要
已屆古稀之年，楊秀卓說，現在的狀態，是一種韌力。
「不是以前燃燒滾動，而是軟綿綿的，還是有力，但不是從前砰砰聲似的。Passion沒變，魄力就差了。啲火慢慢細，未熄，仲燒緊，有種韌力。」持續燃燒大半生的這團火，着實難得，他又拋出一句「好老套」，說是出於對香港的愛。
「我在這個地方長大，活咗七十年，點會冇感情。好想在這個地方，燃燒自己⋯⋯這樣說好核突⋯⋯做啲嘢啦！這份感情令我繼續做下去，希望這個地方日後會好一點，下一代會活得好些。」他數起同代人，莫昭如、雄仔叔叔（阮志雄），May Fung（馮美華），「大家團火都冇熄。」
被問到會否覺得生得逢時，左耳失靈的他重複幾次才聽得清楚。「係，我認㗎。我是戰後嬰兒潮的一代，享受香港最好的日子，啱呀，生得逢時。所以，真的，我欠了香港很多。」
他說，成長時無論電影、雜誌、流行文化和音樂等，有很多精采的文化活動，又能夠在學校實踐信念，「如果說遺憾，可能是太遲讀書了。如果早十年讀書，有多點知識，可能做到更多，影響更大。但倒過來看，也儲了很多不是一般人會有的閱歷。」
人到老年，楊秀卓回顧我城，儘管從前他有很多不滿，如今卻感恩有追求夢想的自由度。
「生得逢時，我攞到太多好的東西，既然我活得那麼好，不是這樣就夠。去到我這個年紀，不再是睇自己，我都想香港下一代活得更加好，有更多空間創作，見到更多東西。希望下一代的日子，比我這代更加好。」他看似豁然面對，也坦言，自己有生之年，未必看到這樣的一天。
在看不到希望的世代，如何活下去？向來快人快語的楊秀卓，靜默了半分鐘，是訪問裏最長的一次安靜。
「好老套啦，活好每一日。」
PROFILE
楊秀卓，香港大學畢業，主修比較文學、藝術史。從七十年代初到八十年代中，曾在美國跨國公司任職會計，見證過新自由主義經濟的興起，及各大財團以全球化之名掠奪他國的資源。其間，業餘搞藝術創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