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詞研究】學者洛楓跨界論述周耀輝歌詞　顛覆性別及肢解式身體書寫：周耀輝是很特殊的詞人

當我們討論歌詞時，我們在討論什麼？關於本地流行音樂的文化研究愈來愈多，常見拆解歌詞寫作技藝、詞人生平與創作轉捩點等等。最近，文化研究學者洛楓出版新書《獨角獸的彳亍：周耀輝的音樂群像》，另闢本地詞人研究的論述方法。

洛楓強調「閱聽」之重要，以詞人為話語中心，找來政治、性別、美學等不同理論，跨界論述，觀照本地流行音樂文化圖像。她相信能擴大流行音樂討論的可能性，還笑說，之所以把所有理論曬冷，寫得好一點，全因為「要對得住啲咁好聽嘅歌」。

每人都有一個周耀輝歌單

洛楓於大專教授流行音樂和文化研究多年，經常告訴學生：「你寫文化研究的題目，應該是你生活的一部分。」

本地流行音樂自然也是她生活的一部分。談起廣東歌她相當興奮，尤其是達明一派。她年輕時愛聽流行曲，大學時有點錢便跑去買達明一派的卡式帶，在早期寫流行音樂評論時，也以遊蕩者（Flâneur）去講達明一派歌曲的遊蕩意識，她更隨口唱出一句「燈光裏飛馳」。

由此，她點出歌詞研究的首要條件：「我們成為研究者之前，必須要是歌迷或閱聽者的身份。」

今次她參與本地流行曲歌詞研究學者朱耀偉策劃的《香港詞人系列》叢書出版計劃，交出一本以周耀輝為核心的專書，同樣由閱聽者出發，翻箱倒櫃，把家中逐張有周耀輝填詞的唱片都找出來，足足裝起一整個膠箱，成為材料庫，從中尋找研究框架。

「因為喜歡很個人主觀。每個人都有一個周耀輝歌單。」她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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顛覆性別　肢解式書寫身體

從歌單出發，洛楓最初已決定：「做文化研究是用critical issue入腦先。講流行音樂的政治，一定是達明一派。而且談周耀輝，不能不講身體。」她笑言把過往所讀的文化研究理論曬冷，最終敲定政治、愛情、身體、聲音、文學和影像這六個角度論述。

「周耀輝是一個很特殊的詞人，他是學院和流行文化之間。」洛楓和詞人本來也很熟絡，對話間也夾雜學術交流：「他最初都問我寫書用不用Foucault（法國哲學家傅柯）？我說不用，我用Halberstam（美國酷兒論者哈伯斯坦）。」身體與情色，她直指是周耀輝歌詞的重心之一，甚至全書最早寫成的，便是〈心窩有毒蛇・肌膚有逆鱗—情色歌曲的身體書寫〉一文。

「他對身體特別敏感。尤其華人社會，傳統上對身體有很多禁忌，對性向、性別有很多框架，周耀輝都很抗拒，對於何謂masculinity（陽剛特質）和femininity（陰柔特質）的彈性很大。」洛楓續說，詞人本身已經顛覆對身體保守、性向保守的意識形態，亦在歌詞中一一呈現這個取向，就像早於八十年代便寫出達明一派的《忘記他是她》。

梳理歷年來周耀輝在歌詞裏的身體書寫，她形容，那是一種「肢解的方式」：把身體拆散，每個部位、器官，都變成象徵來書寫。

「他喜歡寫脊椎、舌頭、皮膚，可能是與慾望有關。」像許志安的《迷糊、情慾、對象》，大量鋪排身體感官的迷幻想像；梅艷芳和陳慧琳合唱的《夏娃，夏娃》借用女體與衣飾來交叉隱喻；容祖兒的《舌尖開叉》甚至拆解蛇的構造，挑動情慾。

她理解這樣的肢解，是為了方便拼貼一種多元身體的存在。「在後現代高速度全球化之下，所有事物碎開或同時並存，我們在後結構下已經解體。這種解體在他的歌詞是非常多。一方面他可能對抗某些規範，例如人存在的解體狀態。我們的存在意義是多元流動，性別和身份認同的流動亦是解體狀況。」

另類與華麗

洛楓強調閱聽，認為聽歌詞不像讀詩集，有音樂、人聲，所以研究歌詞不能忽視歌手、作曲，以及聽歌的情境。

洛楓特別提到後期常與周合作的麥浚龍，形成另類的反叛。二人曾合作創作把玩生活歪理的《Why》，後來在概念大碟《問世》，麥浚龍找來林夕和周耀輝一起參與，呈現劊子手／和尚、雛妓／尼姑的敘述視點，洛楓除了拆解歌詞中的隱喻與象徵，更特別重視麥浚龍在男女聲部二重唱的演繹，「Juno可以玩一些很畸的東西。當歌曲好高音，被指是女生音調，Juno卻反對，點解唔可以撈亂唱？正是他才可以唱到《雌雄同體》、《畸》這類歌曲。」於是她從麥浚龍的嗓音，引用哈伯斯坦對性別異端者的討論，談歌曲如何衍生複雜的情色邊界。

「周耀輝自然和Juno碰在一起，寫另類的作品。好多人說周耀輝是另類與華麗。華麗是文學上的風格，另類是他的際遇，性格，以及一起合作的人。」洛楓說，詞人成長於單親家庭，面對支離破碎，成長經驗和思考都滲透在歌曲中，當遇到可以合作的歌手，便成就了這些作品。

擴大流行音樂討論的可能性

「這是我第一本、也是最後一本流行音樂研究的專書。」洛楓交出這本書後，表示從來沒這樣寫過，「坊間一般流行式寫流行音樂、深入淺出的書，已經很多。至少從自我出發，對作者來說有意義。另一方面，我幾有信心能擴大流行音樂討論的可能性。」

她坦言，當中遇過不少挫敗，其研究方法不被同意，寫到最後，她發現自己也是另類的獨角獸。而一直支持她的，有一貫特立獨行的黃耀明。他的推薦語裏有如此一句：「謝謝洛楓用她的文字記住了周耀輝既『精緻』又『寬闊』的廣東歌。」

如果歌詞記住了一個時代，那麼作為閱聽者與歌詞研究者，她眼中看到的是怎樣的年代？

「應該是動蕩的時代，不太平穩。他們的歌詞、演唱生產的那條線，和香港的歷史，是一路平行而去。」她解釋，周耀輝那一代都是八十年代中後期走出來，「那是香港最美好的時候，慢慢面對最大的政治衝擊變化，這羣填詞人便跟着社會形態。因為流行曲一定是和社會相關。即使有段時期好興慘情歌，但愛情這種很個人題材都有年代風景，例如後期多了很多獨立女性的主題。」

「這羣詞人，不知幸或不幸，是在香港最多變動的時勢，一路成長和老去。」

幸是因為板盪能撞擊創作。不幸是面臨種種考驗。「由浮華盛世去到凋零，但他們的歌詞是不停開花結果，而且是異常的果實。其實很考驗他們，現在仍然在填詞。周耀輝留在香港，繼續創作，最近寫了《半》，講人如何把性別切開，或者性向流動。林夕寫《某種老朋友》，可以把東西隱喻在歌詞裏，走得很遠。他們的創作力很強。」

她說，這本書寫完了，要由新一代寫自己的時代。以更寬闊的歌詞研究討論，記下我城的時代風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