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最偉大的作家之一，米蘭‧昆德拉長眠於異鄉早變成故土的法國，終年九十四歲。一個老戰士，就此告別人世。那個諾貝爾文學獎的競猜遊戲，將永遠失去可供炒作的其中一個熱門人選，但在文學疆土他早已榮耀滿滿， 贏得全球萬千讀者的心。
反抗極權 流亡法國
米蘭‧昆德拉的傳奇，始於一九二九年，他出生在當時還沒分裂的捷克斯洛伐克，自小於音樂環繞的家庭氣氛成長。一九四八年，他像大多數青年一樣，對共產主義懷有滿腔熱誠，加入共黨，但兩年後，他強烈的個性與獨立氣質被辨認出來，結果被逐出黨。那時他正在修讀電影課程，學業因此中斷。在那個國度，不入黨就冇運行，於是一九五六年他再次入黨，一九六八年布拉格之春，他支持改革，一九六九年被逐出作家協會，一九七○年再被逐出黨。國家容不下異議聲音，一九七五年昆德拉流亡法國，一九七九年他被捷克褫奪公民身份，一九八一年正式入籍法國，從此再沒回去。
昆德拉早期仍用捷克文寫作，出版重要作品如《玩笑》、《生活在他方》、《笑忘書》等，其中一九八四年出版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瘋魔全球讀者，最早的中譯本由韓少功從英譯本翻譯，在華文世界熱銷，那時候的文學青年幾乎每人手中都有一本，影響整整一代人。米蘭‧昆德拉也成為偶像級實力派作家。
一九八八年出版的《不朽》是昆德拉最後一本用捷克文寫作的作品，自此以後，他改用法文寫作，也把捷克文舊作全數翻譯成法文並作最終修訂，所有譯文都得遵循他指定的法文版本。一九九五年出版的《緩慢》是首部用法文寫作的作品，進一步確立他作為法文作家的身份。二○一一年他的全集給編進法國七星文庫，在文學裡找到最後的歸宿。
他在文學上的態度，跟其政治態度一樣，決絕與不回頭，不是棄國他去，而是毅然另築故土，新的語言新的文化從頭細說從前。他有的是強大的意志與理性，不遵循世情。他看透生命的本質，悲劇無可躲避，人要苟活，最少要懂得笑，向命運開玩笑是人類僅存的最大武器，人有本事用喜劇的態度來對待世間的悲情與空無。
敵人消失？反抗未完
作為一個擁有特殊政治身份（從鐵幕捷克流亡至法國巴黎）的寫作者，他的異議性與話題性，在八十年代末達至高峰。當共黨倒台，故鄉也加入歐盟，流亡不再必要，他要反對的敵人似乎已經消失，他變成像唐吉訶德那樣的人物，對著某種過去的權力幻象嘮嘮叨叨，盲目放箭，像個可悲又可憐的過氣戰士，活生生是他所書寫的玩笑。在部分對他嗤之以鼻的西方評論家心中，昆德拉就是這樣的一個形象，在法國文壇也沒受到特別厚待。可是，每當他的書出版，卻總會成為話題，攀上法國書店的暢銷書榜，尤其他改用法文寫作後，在法國境內仍是受讀者愛戴的作家。
即使今時今日重讀名作如《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笑忘書》、《生活在他方》、《無知》等，都可再次印證某些命題的輪迴不息，在時代中不曾泯滅。經典是甚麼，照卡爾維諾的說法，是經得起時間考驗的作品。要經得起時間考驗，就必須看穿時間的偽裝性與歴史的虛假。昆德拉所書寫的，超越一切政治寓言，直達核心：人在權力面前的無力感、命運的必然與偶然、存在的輕與重、流放。這些困擾著現代人的思考，從來沒有過時。只是因應不同場景，換上不同外衣。為了反抗遺忘，書寫是一種抵抗。所有的異議聲音，成為時代的背景音樂。
不曾過時的反思 笑到最後
昆德拉在二○一四年出版的新作《無謂的盛宴》裡，寫關於斯大林的一個小故事：
斯大林告訴部屬，某天他去打獵，看見二十四隻山鶉在樹上，但他只帶了十二發子彈，於是他先開槍打死十二隻，再走十三公里回家拿了十二發子彈，才把還棲息在樹上的十二隻山鶉幹掉。部屬聽了，都默不作聲，沒有人笑，也沒有人質疑甚麼。後來在廁所裡，赫魯雪夫不屑地吐口水，罵斯大林根本在說謊。這一幕，被躲在廁所外偷看的斯大林看到了。
這裡的重點是，接下來昆德拉借書中兩個角色說出：沒有人明白斯大林是在開玩笑。當然，因為他身邊已經沒有人知道甚麼是笑話了。
來到晚年，也許有些人覺得昆德拉老了、過時了，但他繼續歌頌玩笑與喜劇的力量，否決所有煞有介事與自以為是的意義。他不隨俗，不討喜，深居簡出，拒絕接受訪問。
二○一九年，昆德拉被褫奪捷克國籍後四十年，獲祖國主動復籍。因昆德拉向來討厭儀式，捷克駐法大使只是直接送上相關文件，據說昆德拉接過了也只是說謝謝，往後也沒打算回捷克居住。他曾在小說中多次寫過，「榮歸」的虛妄，故國早已改變，鄉民也不關心你在外的遊歷，一切都是無關重要的。但是這件事有其特殊意義，昆德拉用一生示範了，即使對抗的權力從沒消失，一定要活下去，且要活得夠久，比當初壓制你的人更久。是的，就看誰笑到最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