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哈哈，死仔啊。」張可堅在旁看《元宵》綵排，笑得不亦樂乎，下半場也客串一角登場——他是中英劇團藝術總監，後輩都叫他「堅叔」。喜劇《元宵》一九八六年首演時，他是主角之一；今日在舞台上退後一步，也面向更大的舞台。「今日是我們臨上廣州前最後一次連戲服一起綵排啦，所以放肆一點，在這裏玩，那個笑是這樣來。當然有些是他們的節奏處理得好，不期然會自己笑出來的。」
他以演員身份加入中英劇團，那時劇團內的英國演員和華人演員分別演出，「外國人以為我們做廣東話戲，香港人以為我們做英文戲，於是公開演出，無論英文又好中文又好，沒有人看的。」直至《我係香港人》一炮而紅，劇團才站穩陣腳。後來他離開中英劇團，跟劇團經歷漫長的「中場休息」，之後重返劇團當總經理、藝術總監—在其位謀其政，劇團的戲不止中文人看，英文人都要看。
堅叔還是堅仔時
中英劇團會址在半山之上，紅磚建築百年前是英軍醫院，現時地下長廊的盡頭就是堅叔的辦公室。堅叔剛好站於房門前呼吸新鮮空氣，看到走過來的記者，便跟他寒暄幾句，也問起他當記者的原因。打開房門，就看到寫着「止於至善」的書法牌匾，旁邊卻是一個騎士擺設，後來他笑着解釋：「中西合璧不就是中英劇團囉，我是這樣想的。」演員出身的他，說起往事時繪影繪聲，但原來第一次演戲不是對着觀眾，而是對着攝影機。一九七六年，中學生張可堅參加了TVB的演技比賽《聲寶片場》，「鄭則仕第一名，我第三名，好喇，開始發明星夢。」然而演出機會稀少，翌年香港話劇團成立，公開招募演員，獲選的堅叔第一次演出舞台劇《大難不死》，「跟着做下去就真的改變了我的生命。其實當時不知道在做甚麼，不過幾好啊，文藝青年啦。」
之後他跟其他演員組成新劇團「海豹劇團」，一邊重考大學，後來讀浸會書院，另一邊參與劇團後台工作。一九八二年大專畢業，考慮到薪酬待遇，一度想過找政府工，「如果沒有當演員，我現在可能以懲教署退休高官身份受訪。」但是當時中英劇團的全職演員薪酬比起懲教署略高，才說服家人繼續演戲。
我係香港人
中英劇團在一九七九年成立，首兩個劇季只有英國人成員，第三年才有華人演員，再隔一年堅叔加入中英劇團。那時，英國人演員與華人演員分開演出，聖誕節才聚集起來演一齣聖誕劇，堅叔坦言平常演出既不獲英語觀眾，也不獲粵語觀眾青睞。
「如果觀眾的數量少過舞台上演員的數量，那麼就cancel show㗎喇。我記得一九八四年香港藝術節，做Harold Pinter的The Birthday Party，現在古天樂電影院那個位置當時可以做舞台劇。有一日下午得兩個觀眾咋，我們的stage manager就走遍全個藝術中心找不同department空閒的祕書，或者找壽臣劇院的工作人員過來看，這樣才開到show啊。」有次在西貢體育館的演出確實取消，過了開場時間十五分鐘，還是只有兩母子作觀眾，只好跟他們說：「對不起啊，因為觀眾太少喇，這場取消啊。」
一九八四年簽署《中英聯合聲明》，翌年中英劇團創作《我係香港人》，「講香港的故事，為甚麼香港叫香港，一路講到一九八四年，做到一百幾場。不單止，還去了澳門做，去新加坡做，去澳洲做。」當時藝術總監高本納（Bernard Goss） 與陳鈞潤改編莎士比亞的《十二夜》為唐代背景的《元宵》；又改編 Hobson’s Choice為《女大不中留》，原來的英法背景改成香港和澳門雙城，奠定劇團翻譯劇的根基。
重溫好夢 吟唱新歌
中英劇團近年劇季都會上演昔日戲寶，堅叔表示希望跟觀眾分享曾經佳作，「不是因為戲舊，而是那套戲值得拿出來做，那你就拿出來做。」他舉例《元宵》一九八六年首演，去年又再重演，「一齣好戲為甚麼不讓現在的觀眾認識？值得就再做囉。」與此同時，每個劇季都會創作一套新劇。
「梵谷都死了幾世，為甚麼他的畫還可以賣得那麼貴？因為他的畫跟現在的人仍然有connection。所以劇本究竟跟現在觀眾有沒有connection呢？這個是我考量的重點。不是它是新戲或者舊戲，或者重演的戲。」
他坦言，作為藝術總監，劇季選擇自然受其喜好影響，「某程度我喜歡甚麼戲，我喜歡甚麼題材，我就揀甚麼戲，尤其找人寫的也是。」《辯護人》在二○二二年首演，他早於二○一六年看到一單台灣新聞便開始醞釀，台灣律師黃致豪竟為無差別殺人犯辯護，「我在想，為甚麼這個律師那麼傻，還要為這個人辯護呢？」
後來透過zoom會見黃致豪，原來受台灣社會壓力，當時許多律師推卻委託，直至台灣司法部找上黃致豪，他才硬着頭皮接手。「他可以做到足就算，為甚麼他要尋求司法覆核？為甚麼討論修復式司法呢？我就有興趣講人的本質，我喜歡說這些事。」
《辯護人》的海報貼在堅叔房裏，毗鄰還有《唐吉訶德》的海報，都是他鍾愛的作品。「現在（劇季）不止一部戲是自己喜歡，應該每一部自己都喜歡。但是人的心是軟弱，如果做出來的戲，觀眾好像不太受落，就會打少少折頭囉。但有些事就擺在這裏，我幾時都喜歡這部戲，因為實在是好好的鼓勵作用。」那就是《唐吉訶德》。
好辛苦啊 不過開心
《唐吉訶德》原是十六世紀小說，一九六○年代改編成音樂劇。「這套戲，對於我來說，是一個傻佬要打風車，但他不是說打風車喎，他說是怪獸來的，是大惡魔。」 沒有騎士的時代，原名阿朗素的唐吉訶德自以為是追隨正義、對付惡魔的騎士，到底他是傻還是勇？唐吉訶德快死的時候，曾被他拯救的妓女說他不是阿朗素，他就是唐吉訶德。「它（《唐吉訶德》）不斷是一個 reminder，不能不付出。當你自己鍾意做一件事，你就要付出㗎啦。雖然我幾十歲人啦，我到五十幾歲，我阿媽都說『阿仔，你辛不辛苦呀？』我說『辛苦啊，我好辛苦啊，不過我開心。』因為經歷了很多事，我很肯定自己想怎樣走……長江後浪推前浪啦，我沒有十足膽（量）在這裏做藝術總監啦，但不用驚啦，驚住來做啦。」
來回又折返
一九八七年，堅叔曾經離開中英劇團。「（我覺得）那些觀眾都不懂得看戲，甚麼是好戲你也不懂，那些導演都不懂得導戲，自負到這樣子，那麼就以後不看戲，以後不做戲。」
離開中英劇團後，重返大學讀書，期間有四個月空檔，「中間做甚麼呢？打開報紙想找工作做，X街嘞，看了那些報紙招聘，沒有一樣適合自己。死囉，原來你找不到工，當時有少少這樣的記憶，我有些恐懼。」後來獲人介紹到新藝城當編劇，九月到香港大學修讀翻譯。一邊讀書，一邊也在中天製作有限公司製作戲劇。「有一日我看他們排戲，突然間腦裏面有個說話：『死啦張可堅，原來你好鍾意戲劇㗎，你這一世都甩不掉啦』。」
畢業後正職做過展能節、廣告、大學行政和書籍銷售，工餘時間繼續戲劇生活。千禧年後，從事銷售書籍年薪過百萬，直到二○○三年沙士令港元貶值，影響公司生意，他便主動提出請辭，全職投入戲劇。起初在自己的劇團只給自己四千元月薪，後來發覺無法生活，才調整至八千元，「二○○五年我還賣樓，我講這些不是說自己有多厲害，而是我由那一刻開始，我生活全部圍繞着戲劇。」
二○一一年他重返中英劇團當總經理，八年後接任藝術總監。有次他在舞台演出，返到後台便情緒激動，「是抹眼淚不是抹汗，我問自己為甚麼？當時我已經有個結論：有得做就做 ，可以做就做，值得做就做。當然我自己在舞台劇都有 frustration，覺得好似做來做去都是這樣，好像常常不夠觀眾，就是有一種這樣的情緒。」
愛裏沒有懼怕
自一九九二年起，他開始參與香港戲劇協會（劇協）的工作。二○二四年初，劇協成為新聞焦點，會長馮祿德召開記者會回應官方削減資助舞台劇獎以及應屆頒獎禮場地，事件跟上屆頒獎禮邀請尊子和蔡玉玲頒獎有關。馮祿德左右兩側，正正坐着堅叔和中英行政總監黃懿雯。「被人cut budget啊，甚至乎公開點名，批評整個劇協，我能不能說話？我想最重要，對於我來說，這不是個人意願，這是劇協整體幹事會一個決定的行動來的。」今年舞台劇獎甚至不獲任何資助。
然而堅叔又不覺得現況削弱他的創作自由，原因跟他的創作喜好有關。「其實我不喜歡說政治，太複雜喇，不是我的性格。我不喜歡搞一些戲講社會議題，為甚麼呢？因為好快就會過去。」他更喜歡一些不受時空限制、探討人性價值的創作，譬如《唐吉訶德》，又有如他在二○○三年翻譯的《十二怒漢》，「美國戲關你鬼事，但我們覺得津津有味，因為它裏面說的事是有宇宙性。」
香港戲劇還未衝出宇宙，但自他擔任劇團總經理，便四處開發劇團的海外市場，並針對華人社會，走訪內地、台灣、北美等地。待他上任藝術總監，更定位中英劇團為「國際化劇團」，「我常常覺得我們如果在香港做戲，那我的戲就只限於跟香港的觀眾交流。究竟我們做的事可不可以引起其他地方的觀眾共鳴呢？」他舉例，《元宵》原身是英國人熟悉的莎士比亞經典，即使粵語演出，英國觀眾仍能感受到戲劇內核，向他們輸出香港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