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時一生勤於著書立說，除了學術研究，也出版回憶錄，發表政治評論，著作豐碩。惟他寫作舊體詩近六十年，卻一直未有完整詩作結集。今年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余英時詩存》，找來著名歷史教授鄭培凱主持編書，編年順序收錄逾百首詩詞，並附有墨書手跡。詩句間既言志緣情，也充滿學者文人的交流切磋。
鄭培凱師從余英時，除了治學研究，也是少數能與之促膝談詩的學生。他語氣肯定地說：「余先生的詩值得讀。因為我們往往讀他的論述，都是理性探討、分析，總結過去的學術，提出自己的看法，他的詩講的是他內心世界的故事。」
與余英時爭辯 鄭培凱：他是思想廣闊寬容的學者
美國漢學學術研究名家輩出，尤以哈佛、耶魯及普林斯頓為重鎮。余英時與鄭培凱的師生緣，正始於一九七六年的美國。
那年鄭培凱攻讀耶魯大學歷史學博士，撰寫博士論文，可惜執教之漢學家芮沃壽（Arthur F. Wright）因病辭世，於是，鄭的指導老師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就特意請來當時任教於哈佛大學的余英時指導研究。
「從學生角度來說，我覺得余先生這個人，第一是他的思想非常開放。」鄭培凱自言那時候年輕叛逆，思想較激烈，像是投入保釣運動，其時余英時殷殷勸勉他，學生要多讀書，打好根基。而且，二人抱持不同政治態度，鄭培凱支持社會主義的左派，於是經常跟傾向右派的余英時爭辯，不單討論政治見解，更大的從自由主義辯論，牽扯到整個西方思想發展史。「我們時常爭論，有很多意見。這很有意思。一方面他是很開放，很寬容，另外一方面，別忘了他是老師，我是學生，師生之間一般來講不太進行這種辯論。我就年輕，可以說不太懂事，就去跟他辯。」憶起昔日師生情誼，鄭培凱開懷笑道：「他（余英時）說他沒見過學生這樣，他很高興。所以這一點我覺得他很了不起。」
他由衷敬佩余英時思想廣闊且寬容，不因爭辯而鬧得不快，「只有一次，他不高興。我談的理論太高，他反問：『你講烏托邦嗎？講社會分配、人道主義，你就忽略了真正發生的事情。』」這句話如醍醐灌頂，研究思想史不只探討理論觀念，而是歷史中真正活生生的人，有血有肉的故事，是以讀史閱世，鄭培凱從此銘記受用。
治學須嚴肅 待人要隨和
耶魯畢業以後，鄭培凱於哈佛大學做研究員，經常流連哈佛燕京圖書館。哈佛燕京圖書館專門收藏東亞相關之文獻，由首任館長裘開明依據四庫分類，編出一套中日文書籍分類法，理順古代歷史思想文化。
鄭培凱憶想：「以前從哈佛燕京圖書館借書，後面要簽一個名字，我發現幾乎我能夠借的書，大部分有兩個人的名字，一個是楊聯陞，一個是余英時。這很有意思，對我也很刺激，我看的書，他們沒有不看過的。現在學者很專門，可是我們見到像余先生這種，他專門是非常專門，可是也廣博，非常的廣。他的知識面很寬廣，很開放，也學現代邏輯思維，所以他做思想史討論的東西，他有自己的想法，同時建築在深厚的基礎上。」
「我們說言傳身教，主要不只是言傳，有很多是身教。我跟他的確很親近。」當時鄭培凱在美國同時身兼教職，經常往返紐約與波士頓，在五小時的車程裏，中間點剛好就是紐黑文，他都會到余家去，和老師天南地北地聊，吃頓飯，笑言：「很好玩，他家是驛站！」因此，鄭培凱從私下接觸就看到這位史學家日常生活的一面。「余先生做學問，我們都看到他寫的東西，他很認真嚴肅。但日常生活中，他是個很隨和的人。」
「有的時候余先生寫文章，批評什麼東西，很厲害的。但他對於每個接觸的人，都會想到人家的情況。我們講『溫文爾雅』，他其實是個很溫文，很和藹的人。他晚年很少出去，因為身體不是太好，要多休養。有些年輕學者很遠跑去他家，或者一些慕名採訪的，他跟余師母都不會拒絕。」
而眾多探訪學生裏面，余英時似乎特別喜歡跟鄭培凱談論詩，譬如曾三度贈予著作《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每次都有新的增刪。「這很有意思。他研究陳寅恪，也跟他自己寫詩有接近的地方。」鄭培凱說。
《余英時詩存》出版 繼承舊體詩傳統
說起詩，余英時在回憶錄憶述在大概十二、三歲接觸唐詩、宋詞：「因為記起來容易，比較喜歡，接着便學會平仄，試作五、七言絕句。」後來他在桐城，與擅長書法和詩的二舅父張仲怡及不少桐城名士來往，從中習得詩文知識。
這次《余英時詩存》出版，鄭培凱直言貢獻最大的是牛津大學出版社，「林道群（時任出版社總編輯）編書，得到余師母的同意，她說找鄭培凱就好。在編的過程，余師母問，出版詩集合適嗎？她想余英時只是偶爾寫詩，一百首左右，可是我覺得他的詩寫得蠻好。」
一九七八年十月，余英時隨代表團到大陸訪漢代遺蹟，為時隔二十九年後首次回故土，他就寫下〈訪大陸感懷兩首〉之一：「鳳泊鶯飄廿九霜，如何未老便還鄉。此行看遍邊關月，不見江南總斷腸。」流露重訪故土之感慨惆悵。鄭培凱賞析此詩：「寫得就很像古人寫的。他不寫新詩，有些繼承了舊體詩文化。中國寫詩一個很清楚的傳統，是言志抒情。」另一首〈河西走廊口占〉是余英時在蘭州至敦煌的途中所寫，過往他對漢代中外經濟交通研究甚深，唯親訪河西走廊，思炎漢想盛唐，發思古之幽情。
舉凡祝壽、賀榮休，抑或贈別，追悼，余英時都喜賦詩寄意。鄭培凱形容這些舊體詩相當接近宋朝人的詩，論理較多，也好用典故，「讀宋朝人的詩，要知道詩句後面有典故。往往一看，可以看得懂，但背後還有深層的、甚至有好幾層的意思。到了晚清的『同光體』，最著名的詩人是陳三立，就是陳寅恪的爸爸，他承襲了宋人寫詩的範式，繼續了隱藏典故的傳統，陳寅恪也繼承了這個寫詩的模式。因此，闡釋陳寅恪的詩，就會看到詩中有兩個特色，一個是詩句表面的意思，余英時對陳寅恪詩的解釋，還着眼另一層意思，就是他跟人家辯駁隱藏典故的意思。他（余英時）自己的詩也是這樣，他有許多隱藏的意思，有的是一般感情的抒情，可是裏頭經常有某一個他要呈現的意象，增加它的涵義。」
余英時寫詩贈師友，像錢穆、楊聯陞、錢鍾書、史景遷、牟復禮、高友工，董橋等，談笑皆鴻儒。鄭培凱也感嘆：「讀他的詩呢，可以看到他跟不同人的交往、關係，都是感情。」
當初余英時鼓勵鄭培凱赴香港城市大學出任中國文化中心主任，及至鄭退休之時，也特意贈詩題字：「卅年道藝繫情思，動便開壇靜賦詩。今日烏溪眺山海，退身正是著書時。」鄭收到詩後珍而重之地裱起來，「他特別講烏溪沙，因為當年他在中大，就隔着吐露港，以前還有渡輪，他很熟悉，也鼓勵我觀海望山，潛心繼續寫書。那跟他在普林斯頓很像，退休的時候寫出《朱熹的歷史世界》和《論天人之際》。」師友間之情，躍然紙上。
「余先生因緣際會，繼承了傳統文化為根基，後來接受現代學術訓練。像他這樣背景的人，現在也沒有了。」他追思先賢，同時期望繼續思考後人如何傳承幾千年的文化，不變的始終是寬容開放的思想。
PROFILE
鄭培凱，耶魯大學歷史學博士，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主任，二〇一七年至二◯二◯年出任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諮詢委員會主席，二◯一六年獲頒香港政府榮譽勛章。著作包括《湯顯祖與晚明文化》、《吹笛到天明》、《游於藝：跨文化美食》、《樹倒猢猻散之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