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台灣中央研究院的公告，史學泰斗余英時於二〇二一年八月一日在美國寓所逝世，享壽九十一歲。他擅長以現代學術方法詮釋中國傳統思想，為當代最具影響力的華人知識分子，一生致力鑽研中國思想、政治與文化史，維護自由民主價值。
余英時曾於二〇一八年出版《余英時回憶錄》，追憶一生經歷的世變，與其他學人的相知，在學術思想領域的經歷見證。書中的第四章為《香港與新亞書院》，詳談他從一九五〇年至一九五五年居港的歲月，師從國學大家錢穆，廣結學術文化界的知識分子，對他影響啟發甚深，他在章節開首便直言：「從燕京大學轉入新亞書院，從北京移居香港，這是我生命史上一個最重大的轉折點：我的人生徹頭徹尾地改變了。」
師從錢穆 精讀漢史
在一九五〇年，他原本值寒假到港探親後，便回燕京大學讀書。雖然他敬仰史學大家錢穆，從父親口中得知錢穆創辦新亞書院，但其時他歸心已決。不過，就在他搭乘的離港火車於石龍小站發生故障，被迫延誤，這場小意外卻使他思索回北京的決定——他想到父親年事已高，欲留港照顧雙親，也怕再訪香港機會渺茫，不忍與家人從此分離，於是他放棄北歸，重返香港。
在學術思想上，余英時深受五四新文化的影響，傾向個人自由和民主社會主義。一九五〇年，他在新亞書院師從錢穆，研讀國學，尤其精讀他的著作《國史大綱》。他在回憶錄提到有很多獲錢穆直接指導的日子，精讀漢史，研讀從《漢書》至《三國志》，奠下中國史研究基礎。余英時奉錢穆為終身之師，從先生身上深悟出對歷史知識的開放態度，也建立了對學問的認識，從內外鑽研，既探究一字之義，也追求同類文本的異同比較，認清歷史脈絡。余英時在新亞研讀兩年多，至一九五二年六月畢業，新亞書院學者大家雲集，如「新儒家」大師唐君毅，在思想學術上也對他啟發深遠。
香港的自由社會氣候
除了在新亞書院求學研讀，余英時也深受其時在香港知識文化界的影響。在書中，余英時形容在港的五年歲月，是生活在流亡知識人的小世界，「是中國自由派知識人匯聚而成的社群，生活並活躍在一個最自由的社會中。」對於當時的香港環境，他這樣描述：「從歷史的角度看，這一時期的香港為中國自由派知識人提供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機會，使他們可以無所顧忌地追尋自己的精神價值。更值得指出的是：當時流亡在港的自由派知識人數以萬計，雖然背景互異，但在堅持中國必須走向民主、自由的道路，則是一致的。」
余英時羅列了不少當時流行於香港知識文化界的讀物，如香港出版，由張丕介主編的《民主評論》，探索儒學現代意義；或是台北出版，由胡適發行的《自由中國》，追求自由民主理想，都對他影響甚深。他也受張葆恩邀請，加入《自由陣線》周刊的編輯部，負責專欄，工作兩年，讓他在學術研究領域外，維持與社會不同思想文化的溝通。
此外，他也特別提到友聯出版集團，認識徐東濱、胡欣平、邱然、許冠三、陳濯生等人，從各人身上感受到對學術、思想的追求和熱忱，曾受邀創建《中國學生周報》，也為《祖國周刊》持續撰文，余英時在書中指，友聯肯定中國人文傳統和西方現代文化之間存在着不少可以互通互足的精神。他一直從歷史角度倡導民主自由的價值，在香港的見聞經歷，令他在思想上有更為開放自由的窗口，重視人權自由，也推重人文精神。
一九五五年，余英時獲新亞推薦，到美國哈佛大學進修，參加哈佛燕京社訪問學人的計劃，後來轉為正式研究生，攻讀中國古代史博士學位。他在中國歷史的研究見解具開創性，西方學界推崇為二十一世紀中國史學之泰斗。一生獲頒多項海內外學術榮譽，包括二〇〇六年美國國會圖書館「克魯格」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John W. Kluge Prize）、二〇一四年首屆唐獎漢學獎等。除學術成就外，其抱有人文關懷的公共知識分子風範亦為人景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