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論暴政》中，耶魯大學教授史奈德指出，若要抵禦暴政再度興起，其中兩個從二十世紀歷史中汲取到的教訓，是要「相信事實」以及「當個追求真相的調查者」。只有拒絕偏聽偏信，明辨是非，堅持追求真相，才能防範野心家乘虛而入，獨攬大權。
以上兩個教訓，可謂資深記者吳曉東在2015年眾籌創辦「FactWire傳真社」的初衷。「傳真社」為新聞通訊社，自成立起發表過上百篇調查報道，為許多原本疑雲重重的事件，提供一個較圓滿的解答。傳真社「追尋事實真相竭盡所能」的精神，在如今謊話、謠言、假新聞大行其道的香港，更顯彌足珍貴。
新聞應事實為先
縱使傳真社成立幾年間跌跌撞撞，幾度財政告急，被迫裁減人手，但其調查報道質素，一直為人稱頌。由成立初期揭發台山核電廠因安全問題封頂、18年發現廣東邊防部隊涉嫌越境佔用香港土地，到近日查明「831港鐵太子站事件」網傳「死者」仍然在生，傳真社透過列明事實、「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的調查報道，連番拆穿官僚機構大話，捍衞公眾的知情權。
從九十年代起，先後在無綫和有線新聞部工作過的吳曉東，在2015年眾籌創辦傳真社，其實就是對上述這些基於事實的新聞報道寄予厚望。回到15年，吳曉東看到有TVB記者採訪受襲的新聞後，感到非常震驚，並思考箇中緣由。他的結論是，「那個記者被打，是因為太多意見為先的新聞，變成了宣傳機器，即政治人物利用大氣電波或報紙版面不斷（向公眾）灌輸他的政治看法，而非事實。」
吳曉東回憶，九十年代入行時，最怕就是當「傳聲筒」。他認為，單純將受訪者的意見播出，不會讓公眾知道更多事實，而「新聞界在一個社會的價值在於，多發掘事實，讓人自行判斷後，才形成對某事件的看法。」
意見為先的新聞讓人感覺偏頗不公，唯有事實為先的新聞才能讓令公眾信服。也是因此，吳曉東將傳真社的存在價值，交給公眾決定。無薪工作一年，扶助傳真社上軌道後，吳曉東就退出了傳真社，希望「公眾用捐款去決定它存不存在」。
真相不是即食麵
傳真社基於公眾利益而成立，靠公眾捐款維持運作，公眾也自然會經常期望，傳真社能夠盡快查明關於某人某事的真相。然而，回顧多年的採訪經驗，吳曉東明白到，「真相不是即食麵。」真相無法唾手可得，要花大量時間，用心研究，甚至需要運氣，才有機會尋獲。
就如吳曉東在2001年揭發瑪麗醫院有外科醫生為病人施手術時，用免提裝置用電話閒談買車的「手機醫生」事件。他當年發掘到此轟動一時的報道，是源於一次搭的士回無綫電視城時，巧遇的士司機當事人。他從司機口中聽到其親身說法後，沒有當作耳邊風，反而從旁指導對方索取醫療報告，追訪了總共一年，事件才水落石出。
「整個結果，都是靠當時人鍥而不捨，有毅力，又想找到真相……他針對性拿到幾份關鍵的報告，證明他說的是事實，不是發開口夢。」像「手機醫生」事件的經歷，讓吳曉東體會到，「做調查也要運氣，看當事人願不願意付出，與你走這條路。」
良知與恐懼的角力
若然當事人又或知情者不願付出，記者尋找真相的路途只會更加顛簸曲折。就如「831事件」，市民對當晚是否有人因警方行動而死有極大疑慮，但執法部門及港鐵遲遲未肯詳實配以閉路電視片段解釋事件。為了追查事件真相，傳真社花了三個月，搜集資料，守候831被捕者，雖然最終成功接觸到網上謠傳死亡的六名人士，但「仍未能就站內曾否有人死亡作結論。」
除了831事件，還有陳彥霖事件、周梓樂事件，還有無數「失蹤者」和「自殺者」，疑問愈來愈多，答案卻少之又少。為何在這渴求真相的時代，真相總是求索不得？「因為真相就是良知與恐懼的角力。」吳曉東言簡意賅，「要找到真相的話，就要看哪方勝出這場角力。」
考驗人的時刻
然而，任誰都感覺到，在香港，恐懼好似逐漸在這場角力中佔上風，社會瀰漫一片濃厚的白色恐怖氣氛。吳曉東續論831事件：當晚車站明明內有大量警察、救護員、車站職員，「問題是這些人是否願意說出真相，良知是否足以克服恐懼……社會的恐懼氣氛，令真相愈來愈難發掘。」
但吳曉東慶幸，即使今日採訪環境前所未有地惡劣，仍有很多記者默默耕耘，盡心盡力；無論是做直播攝影呈現事態發展，還是做調查報道追查真相，同樣值得尊敬。「各自因應自己能力和優勢，發揮所長，謹守崗位，就是對公眾的最大責任。」
無可否認，香港如今已喪失免於恐懼的自由，人人自危、噤若寒蟬的當下，同是最考驗人的時刻：是讓恐懼吞噬良知，自我保存，還是以良知戰勝恐懼，挺身而出？吳曉東說，每個人都可能有面對這條難題的一日，因為每個人都有機會接觸真相。
「屆時的角力，結果又會怎樣？」答案取決於你我的選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