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談言論自由我們習慣以「日漸收窄」來談。然而在閱讀香港報業史的過程，我看見的其實是言論之路從來都相當狹窄。無論是二十年代設立的報界審查，抑或是三十年代報紙上那些一格格空白的天窗，無一不告訴我們，殖民地香港處處都是底線，處處都是約束。事實上所有殖民主都同樣，英殖政府花了不少時間來練習的審查術，並沒有比誰來得寬闊。正如香港在九七後，殖民主離開所必然經歷的各種苦難，其餘震到了現在才漸漸蔓延開來。每個時代的輿論都如此吵鬧，只有塵封的文件資料靜靜躺在檔案匣內，觀望政權易手時的各式嘴臉。
1900年代的言論低氣壓
參考現存的香港早期報業研究資料，我們可以發現，因為在報紙上發表言論而受文字獄者、因為報刊立場而被查封者不計其數。香港是個有趣的地方，因為地域問題，也因為歷史問題，各式言論都在香港尋找到立錐之地，但這塊地往往不是什麼安逸之地。香港不單要與內地協商，早期同樣也要猜測英殖政府的底線。
早在1905年，報人李鵬章（字大醒）便因為在《世界公益報》轉載諷刺時局的漫畫，而被港英政府驅逐出境五年。當時華人羣體認為美國政府歧視華工，頒布限制華工入境禁約，省港各報就此事多有批評，當時由李大醒主理的《世界公益報》亦同樣。當時轉載的漫畫題為《龜扛美人圖》，是廣州漫畫家何劍士特地畫來嘲諷美國人之用。英殖政府認為李大醒轉載這幅漫畫，影響在港美國人的感受，以為來港無轎可坐，打擊殖民地香港的威信，故馬上拘捕總編輯李大醒及當時該報督印人。首次執行文字獄，向華文日報開刀，也由此起。有趣的是，1906年《香港少年報》創刊，報內發表大量的社論文字，宣傳革命救亡。但很快便因為革命言論而被兩廣總督岑春煊命令禁止進口。銷量大減的《少年報》在1907年間因財政問題停辦。 可以說，早期香港的報刊言論已經面對各種檢驗，在殖民政府的管理，以及殖民地的身份限制底下，各式報紙旋生旋滅。
華文報審查體制
二十年代香港的幾場大罷工，使英殖政府的華文報業審查機制更加嚴厲。1922年海員大罷工、1925年至1926年間的省港大罷工，經歷大量的港人離港回到內地、本地的華人對罷工的響應，都令殖民政府明白到加強管制華人社羣的需要。作為傳遞資訊的媒介，報紙言論首當其衝。1928年5月，華民政務司組織報紙檢查處，開始審查本港所有華文報章。本來在殖民地香港創辦報刊雜誌，條件很簡單，只要有3000元支付註冊費便可。但公開的條件照樣實行，並不代表背地裏的干預不存在。現時翻看早期報紙，不難看見有當日送審的通告。
當時報界公社所謂「輪值華字日報主任」，其實是指華人報紙之間輪流當值日生，把當天各報需要刊登的稿件往華民政務司署審查。在這段期間，許多針對內地政局的評論，以及對英國時政批評的文論，仍然面對所謂「審查」的規管。1926年《大光報》的主編張亦鏡回想任報紙編輯的過程，提到自己在內地無法批評「五三慘案」，到了香港，報紙仍然忌諱殖民政府，不能發表意見。
情況到了1930年代，由於日本問題，更為嚴峻。在中日戰爭尚未正式爆發前，英殖政府已經就相關議題展開言論檢查。輕者刪去一節，以「ＯＯＯ」「ＸＸＸ」等符號代替，重則全篇抽起不得發表。1937年間，文人因時局南來，在香港繼續辦報，仍然受制於檢查制度，雖然立志作抗日機關報，卻必須把「日寇」、「日敵」等用語轉變成「日Ｘ」來代替。
言論自由似乎是存在比較層級的。某地比某地不自由，於是，人們便到較自由的一方去，繼續以身試法，測量自己可以牴觸的界線。而在界線允許的範圍內各出其謀，繼續辦着自己想辦的事。
詩與抗爭
提到殖民地的文字獄，不得不提的還有青年詩人彭耀芬。因為發表反殖詩作且言論相當激進，彭耀芬成為香港史上首位因為寫詩而被遞解出境的青年。考究這位文藝青年的生平，他活躍於創作，做着所有文藝青年會做的事，包括創辦文藝刊物《文藝青年》。然而，卻也因為他的活躍，1941年4月23日，彭耀芬被捕，1941年5月20日《華商報》報道他在被捕二十餘天後，因為「犯有不利本港之文字嫌疑」被解出境。當時的他十八歲。論者陳智德便認為，彭被解出境的導火線是1941年3月間發表《香港百年祭》，把香港成為英殖民地一百周年說成是死祭而激怒港英政府。
我們若再看看這首詩的發表地，又更能了解所有殖民地的共同景況。彭耀芬的《香港百年祭》，當時被寄到另一個英國殖民地新加坡發表。可以說，激怒英政府的真正原因，是並不希望當時潛藏各種華人論述的香港，有任何建立華人反殖意識的言論流通到更南方去，動搖其他殖民地的統治。這一點，也解釋了五六十年代因為冷戰架構的影響，大量的書刊雖在香港承印發行，卻煞有介事地不斷換上新封面、隱去原作書名、甚至假冒成其他書刊叢書發行到南洋的行為。言論議題在殖民地從來不是個輕鬆的問題，英殖香港如是，英殖星馬如是。當時南洋禁止閱讀魯迅，究竟我們正以什麼自由交換什麼自由？
或許言論自由尚未緊張得如阿甘本所言及的「例外狀態」那樣，使人變成可隨便虐殺的血腥的裸命。然而，當我們在談論自由的時候，所針對的究竟應該是某些特定的意識形態，抑或是更加直面其本質？也許更攞命的，是我們被意識形態操作所蒙混過去而又不自知。
李薇婷，現於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修讀哲學博士，研究香港文學。評論人。前《字花》編輯。作品散見香港報刊雜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