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作為一名出版社低端小編，着實沒有資格談審查是什麼，只能說說我所學到的審查不是什麼。
出版審查在香港，不全然是由政府部門執行的。行內通常把圖書出版分為教科書和綜雜書兩大類。中小學教科書均須送交教育局評審，並按評審報告（俗稱「黃榜」）修訂後，方可被列入「適用書目表」供學校選用。評審報告取決於評審委員的意見，惟委員名單及挑選委員機制均不會公開，出版社、評審人員及局方均須在整個課本評審過程守密，審查準則始終難為外人道。近年受到關注的教科書審查，多針對中國歷史和通識／常識科。教科書出版有其特殊性，即使並非中資背景，倘若不依「黃榜」修訂，出版社將承受的經濟損失，亦非普通市民所能料及。一般綜雜書出版，則毋須事先經政府審查（但願日後也不需要）。按出版流程，發稿前必須經過三審制：責任編輯初審、出版經理複審，總編終審。專業的審稿原本並不關涉政治。若身為中資出版社的一員，一朝食君之祿，擔君之憂，不得不多一分自我審查的敏感度。如黃念欣教授《救救大人》文中所呼救的「能肩住黑暗閘門」的編輯，在獨立出版領域，恐怕還是有的。至於淫褻物品審裁處的審查，乃書刊出版之後的道德審查，並不影響書籍自由出版，此處不贅。
審查標準沒有明文，即使是同一家出版社恐怕亦難整理出一套統一的內部指引。新華社2017年曾發布《新聞資訊報道中的禁用詞和慎用詞（最新修訂版）》，香港雖不必「跟車太貼」，但似乎早已成為重要參考。裏面有許多條目的規定頗耐人尋味，如：
45、不得將香港、澳門回歸祖國稱為「主權移交」「收回主權」，應表述為中國政府對香港、澳門「恢復行使主權」「政權交接」。不得將回歸前的香港、澳門稱為「殖民地」，可說「受殖民統治」。不得將香港、澳門視為或稱為「次主權」地區。
48、對港澳反對派自我褒揚的用語和提法要謹慎引用。如不使用「雨傘運動」的說法，應稱為「非法『佔中』」或「違法『佔中』」；不稱「佔中三子」，應稱為「非法『佔中』發起人」，開展輿論鬥爭時可視情況稱為「佔中三醜」；不稱天主教香港教區退休主教陳日君等為「榮休主教」，應稱為「前主教」。
60、對台灣冠有「國立」字樣的學校和機構，使用時均須去掉「國立」二字。如「國立台灣大學」，應稱「台灣大學」；「XX國小」「XX國中」，應稱「XX小學」「XX初中」。
82、對「九二共識」，不使用台灣方面「九二共識、一中各表」的說法。一個中國原則、一個中國政策、一個中國框架不加引號，「一國兩制」加引號。
在編輯實務中，與雨傘運動相似的例子還有「六七暴動」（即便不用改為「反英抗暴」，也改為「六七事件」較安全？）。如果一本書預計發行至中國內地，那麼基於市場考慮的自我審查與內地本身的政治審查，可說並無二致。至於以本地及海外為讀者市場的書，敏感詞則不是不可說，而是端看如何說。六四天安門事件往往被看作敏感詞的指標。即使是中資背景出版社的書，其實也無法全然避開不談文革、六七、六四等內容。除非觸碰到紅線，否則你永遠也不知道紅線在哪裏。比敏感詞過濾更難捉摸的，反倒是行文邏輯肌理的審查。可以漫談本體，但不宜說破喻體。可以提歷史，但不能聯繫現實。可以做噩夢，但不應喚醒中國夢。《一九八四》大概是極佳的案例。歐威爾的《一九八四》，在中國並不是禁書，在香港亦有旗艦中資出版社出版。但倘若這本小說附有一篇導讀，將其中的政治諷刺比附中國現狀，恐怕就無法面世了。（曲線千萬不能講明啊！）
審查不是強硬而是懷柔的。編輯的責任不是刪削篡改，而是與作者商榷。最為難的是如何向作者解釋。曾遇到一位作者，談及自己的書在內地出版時屢遭刪削，原以為在香港出版可擺脫此厄運，結果仍未能全文刊出。儘管有些難以啟齒的原因最終都不言自明，無法完整出版始終引為憾事。將心比心，沒有人願意看到自己的文字被刪改，所幸作者大都包容體諒編輯和出版社立場的難處，實在無法談妥的，也只好忍痛擱置合作，至少還有選擇的自由另謀他路。
曾聽一位內地學者慨嘆其著作在國內經逾年審查仍無法通過，才輾轉到香港成功出版。亦曾讀過一位編輯前輩分享其戒嚴時期在台灣辦雜誌，因敏感議題而遭警備總部拘留的驚險經歷。較之內地和戒嚴時期的台灣，香港有相對的出版自由，自上世紀初至二戰後，左中右派系的出版機構並存，勢力的消長伴隨時局而變。眼前出版審查愈收愈緊，雖不至如白色恐怖般受牢獄之災，確是明顯倒退。市場主導的經濟體制下，出版自由最大的掣肘恐怕是壟斷。中資出版社難道會出版一本自家門市無法上架的書嗎？當然不會。中資出版社無法出版的書，即使交由獨立出版社成功出版，最終也難以越過同屬中資背景的物流及零售通路的藩籬。從前大家總以為香港相較中國內地有其出版優勢，如果審查至此，那說好的「出版優勢」呢？大概就如同說好的「一國兩制」一樣吧。
翠珊，曾於多間大型出版社，包括教科書出版社，任編輯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