養起本地文學　香港文學館：文學比較間接，做到的事情反而比較多

七年多前，香港文學館於灣仔富德樓宣布成立。那處細小的藝文空間，辦過形形色色的展覽活動，也做書籍雜誌出版，孜孜推廣文學。直至我跟編輯相約訪問，才得知他們兩周前已搬到新蒲崗，在工廈裏繼續那場寧靜的奮鬥。

新址空間顯然較闊落，書架與棕色簾幕後，就是編輯室，十多人埋首案前，忙着設計排版，斟酌書腰文案。門的左側有間細房，堆滿一疊疊牛皮紙包裹的書本，兩名女生默默數書執拾。鄧小樺憶述，昔日富德樓倉存空間完全不足，「文學書，印一千本，賣三百本已經好好，當剩番七百本好未？一有七百本就死，完全冇位！以前同事要擒上去（書堆）做嘢，係真嘅，坐喺書堆上面。」

由是，話題就順着倉庫房和書堆而起。

搬到新址後，編輯室闊落了，也能闢出倉存空間，對出版社來說十分重要。

文學書的倉存與再版

倉存往往是出版社必然面對的問題，而被送往廢紙回收或垃圾站，則是多數滯銷書逃不過的命運。小樺聽過很多作者被迫親自掉書的故事，幾百本書，幾箱都全丟到垃圾房了；也發現不少文學作品竟一掉成經典，「那麼掉之前為何不買呢？」

作品賣不出去，教編輯頭痛，小樺直言不想做一些「出完會打擊到自己嘅書」。她列出幾個選題條件：「要做得起，有人想讀，跟一些人的需求有對話的，文學水平要好，合乎推廣文藝的方向。」像杜杜的飲食文學隨筆結集《飲食魔幻錄》，以及謝曉虹的魔幻現實小說《無遮鬼》，都是文藝和大眾有對話的題目。

當以為文學書巿場較小眾，不及流行書、工具書暢銷大賣時，小樺卻道：「我們的書常常再版。」再版意味作品好賣，需要加印，該是個好消息，但她隨即補上一句：「which是不聰明的。」

主責行政推廣的編輯Emily解釋，一本書再版的銷售周期有別於最初出版，「一開始可能（銷量）上得很快，頭幾個月有三、四十本，持續賣到，但再版是好難的決定，timing如果捉不好，再出返巿場未必有這個銷量。」以香港文學館早前出版李智良《渡日若渡海》為例，短短四個月內，就賣光一千五百本，小樺指：「如果再印多一千本，可能要一年去賣，turn over很慢，是很大投資，我便明白為何香港這麼多文學書是絕版。」

她認為再版的決定是大膽，笑言「遲啲同事又擒喺書上面做嘢」，但更不願看到香港文化出現斷層，「譬如李智良、謝曉虹出書，大家都搶，搶搶吓冇咗，大家唔記得，之後冇人記得發生過咩事嘅，又要重新介紹過，好唔想斷層出現。」

接下來，她也會復刻出版二○○八年的個人專欄結集《斑駁日常》，不忘笑言：「十分順利，兩日就可以排版，感動！之前出經典復刻要自己scan自己打過㗎！」斑駁的軌跡，從生活情緒，藝術文學，到城巿社會，小樺強調「日常」，「我好堅持我們的日常應該是怎樣，日常包括很沉重，或者現在避之則吉的話題，這些combination到現在可能已經很陌生，不能復現，再版都好。」

游靜《另起爐灶》、吳煦斌《看牛集》及崑南《天堂舞哉足下》都是經典復刻系列，小樺希望再版能夠讓更多讀者重讀經典，使香港文學不會有斷層。

編輯要有更多面向

二人曾在書店共事，不斷砌好豬肉枱，把書上架，Emily指，有些書的封面雖美，但特色不明顯，就算想大推，在店內擺滿一堆，都難以攫取讀者目光。因此，她們做文學出版，認為編輯的角色比較隱形，較少修改文句，反而更重視的是設計，平衡美感和可見度。小樺無奈笑說：「作者有時會揀啲唔賣得嘅封面，都要同佢negotiate。有些文學作者覺得書是他自己的，不介意好唔好賣。」

Emily從書架和倉庫取來多本出版物，講解不同封面設計的心思，例如《飲食魔幻錄》要呈現「錄」的意思，選擇在封面用上燙金效果；《渡日若渡海》的封面本來很安靜，但想要更嘈，於是把紙張撕得更碎。小樺提到，《放風》封面上有透明膠紙，貼住一條紅線，該線更是作者黃仁逵要求一定用他找來的，而新版也轉了蓋印，小樺笑着說：「點解？佢話因為轉咗支威士忌囉！這是他表達自己的方法。封面就好像作者所穿的衣服。」修讀藝術出身的Emily也理解創作人的心態，「很難一概而論所有人，有時可能是創作和現實之間如何取平衡，有的醉心創作，認為創作是最重要的部分，可能忽略了現實的事務，或者不懂賣書或銷量，就需要編輯照顧這一點。」

「做編輯，要了解作者，知道他們想做什麼，以及他們的背景，有什麼是等待被你發掘。」小樺編輯經驗豐富，知道不同作者擅長的題材，所以做起合集書時，只要想好編排方法，向哪位作家邀稿，取材如何，早已心知有數。《自由如綠》邀來二十四位香港作家書寫植物，從自然花草連結個人記憶和社會歷史，分類植物也不成問題，她坦言邀黃碧雲寫無花果是「一扑就中」，對方當晚就交稿；《我香港，我街道》系列做社區文學，以街道為主題，既有知名作家，也有素人投稿和寫作班，續集加入海外作者與現居外地的香港作者，景物人事互相交纏，擴闊本土的多重維度。她指，除了平時閱讀不同作者的作品，也要和他們相處，善於觀察，「要認識人，因為做編輯，令到我們有多面向，除了文本，還有人。這樣，你做到的事會更多。」

文學館出版的書籍不少都可以再版，小樺認為選題條件要做得起，有人想讀，跟一些人的需求有對話的，文學水平要好，合乎推廣文藝的方向。

自己文學自己養

在《無遮鬼》的編者前言中，提到作品曾向藝術發展局申請資助，卻不獲批，當中部分評審出於本身意識形態的立場而否定作品，小樺表示：「我想是混淆了藝術手法和立場，而事實上它是很多人都看得明的小說。」她形容，《無遮鬼》是二○一九年後在文學創作和藝術處理上，目前交出來最好的成績。文學館的出版也不依賴單一資助，既有自家出版，亦與不同文化基金合作，她們希望能有足夠實力，養起文學，把書送到讀者手上。正如那篇前言的最後一句：「自己文學自己養，是現時香港人必須有的警醒。」

「我覺得文學仲可以喺香港做。文學比較間接，有想像空間，虛構的可能性，依賴讀者想像，現在文學做到嘅嘢反而比較多。」小樺認為，文學不算大眾，有價值的東西才得以保留，也正正因為慢，所以長久。對比影像與文字，她援引一個著名例子：一個人死了的畫面，是很衝擊，很易受感染；但如果用一句「國王死了，皇后也死了。」當你想通前後句的關係，經過思考和想像後，你的理解就會長久留在腦海。

被問到會否擔心文學創作變得逐漸隱晦，小樺並不認同：「不是文學變得隱晦，是其他事變得隱晦，沒辦法直接講，所以將來必須靠向文學。在東歐或拉丁美洲的極權時期，有殖民統治、屠殺，軍政府，但文學仍然好強。國家不幸詩家幸，就是這個感覺。」Emily也表示，反而更期待接下的文學作品，「有boundary的創作，其實爆發力會好勁㗎喎。」

「這句說話不可以講，你用好多方法先可以講到，其實是把心力放在修辭裏，日常都變成文字訓練，就是創作動能。香港的創作是不會枯竭，但會很痛苦。」小樺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