攝影， 是複製世界的紀實， 也可以是創作者的藝術表達。「將一輯作品出版成書，是藝術家的重要紀錄，是archive，一個保存到的媒介。」說這番話的，是brownie publishing的創辦人鍾卓玲。
約她到編輯室做訪問，只能挑周末，因為她是一人出版，現時暫借朋友的公司辦公，所以不便平日到訪。「我沒有什麼編輯室可介紹或拍攝呢。」一張普通的辦公桌，就是她平日兼職排版和處理出版社事務的地方。自言「出一本蝕一本」，她一直靠其他工作收入來支撐出版營運，蝕住都肯做，因為喜歡。在倉庫內，兩個大型貨架放置他人的文件檔案或玩具模型，右面一排貨架就擺滿阿玲出版的攝影書，題材多樣，既有新聞紀實，人文社會議題，也有日常街拍，藝術創作。她認為並沒有一類題材一定很合適，或是不合適，「作為編輯來說，最重要是編排或裝幀方法如何表達那一輯相。如果本書做得好靚，但表達唔到，就浪費咗輯相。」
每輯相都是獨特的生命
她舉例，有些相片要拉放到很大張，方能看清細節，或是呈現到視覺震撼力，有些則是輕鬆小品街拍，適合做成小巧書冊，「你想讀者用什麼節奏去看，是攤在桌上，認真仔細欣賞，就會做得重和decent，或是一本小書，可以拎出街坐低睇，就會偏輕巧。」至於相片的編排次序，也是每本各異，或按影像分類，或按時序，「攝影書就是如此浮動，每一輯相都是獨特的生命。」
裝幀設計在攝影書製作上尤為重要，阿玲在倉裏爬上矮梯，翻找箱子，取出兩部有別於一般書籍設計的攝影集。一本是Wilson Lee的《JAPAN FROM ABOVE》，用透明膠盒套着十多幀彩色單頁印刷的日本高空景觀，像裱起的展品，裝幀概念來自相框的設計，可以更換封面。另外一個作品，乍看像灰色厚磚，為譚昌恒的作品集《存在／不存在》，封面封底用了海綿，加上裸背釘裝，她解釋，這部作品拍攝各式後巷物件，於是設計師想呈現狹縫間被遺忘的感覺。
她笑說：「啲人成日問，編輯做咩㗎？尤其攝影書不用校對太多文字。其實我們最忙的角色就是溝通，和作者、設計師溝通，有時也和展覽場地溝通。最重要是作者能講到想怎樣展示作品，有什麼想告訴讀者。」與不同攝影師和藝術家合作，她發現到有個較常見的問題：「他們不太擅長用語言去表達想法。例如他話想要grand一點，但我給他看sample，又說不是這樣。唯有不停溝通，去了解他們的想法。我的角色是溝通橋樑，當作者和設計師各有堅持，如何平衡兩方呢？這只能在不斷磨合裏成長。」
不過，最初起步時，資歷未深，她曾受到質疑，也試過在印刷效果上碰釘，浪費金錢和時間，然而她有一種編輯的堅持，語氣斬釘截鐵：「如果本嘢出到嚟係唔好，我寧願唔出。你（攝影師）咁辛苦影完輯相，但印完出嚟反而破壞咗輯相，我寧願唔做。」
藝術要真誠
雖然說攝影書的文字比重不多，但阿玲亦相當重視，「攝影師知道為何要拍那輯相，但如何用文字表達出來，未必個個都好清晰講到，是編輯要幫忙的地方。」她會要求對方先寫初稿，才接手修改或潤飾，「因為那輯相是他拍的，他要真誠地說出來。有些人說，編輯你幫我吹段嘢出嚟，我唔得。做藝術首先要真誠，要表達到內心想法。」
重視創作的真誠，也是她從事出版後的心態轉變。「因為藝術品真係呃唔到人。這樣說好像很奇怪，但是真的，你是什麼心態下影出來，是看得出的。」她認為，欣賞攝影集，首要的是認真，除了創作自述，也可留意攝影師的背景，或者社會脈絡，才會更明白一輯相的意義。
攝影集的意義
今年，她即將出版周浩文的攝影集《天橋底》，收錄他多年來記錄的香港天橋底影像。攝影集特別採用濃黑紙張配上銀色油墨印刷，甚是考究，更一度印錯，需要重印，她解釋：「要印兩層色，先印一層，再疊第二層，但第二層套唔正，疊唔準，就好覺眼，印咗出嚟好似過度曝光。」雖然印刷費不少，但她都對此有要求，這種以銀襯黑，其實想突出的是一種荒誕浮誇，「天橋底的建築和擺設花了很多錢，為何呢？就是不讓露宿者過夜。寧願整個大石，都唔整啲櫈俾人坐或瞓，所以用銀色是代表了那種華麗，但無意義的、剝削人的生存空間。」
經常有人在巿集或網站問她：為何攝影書賣得這麼貴？她也會不厭其煩地解釋，希望大家要學習欣賞藝術品是有價值，「編輯就是要令他們明白，為何一本書值這麼多錢。如果有人覺得本書唔值呢個價，係我責任囉。」她坦言，藝術有價，不是「食飽飯冇嘢做搵嘢搞」，「出版是archive，只要保存得好，可以流傳後世。對一個城巿的記錄，除了文字之外，攝影和藝術都很重要，可以展現城巿很多面向，令大家更深入去看待事物，也是歷史裏重要的一部分。」
編書推介：
《Yes Madam, Sorry Ah Sir》楊德銘
這本攝影集在二○一七年出版，當時已經探討警察制服和權力的關係，沒有辱警，純粹是讀者看到什麼便是什麼。裏面把相片放到很大張，這樣看才有impa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