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旺角人流如鯽的西洋菜南街，轉入商廈，排隊靜候升降機，到達樓層後，經過不少年輕人進出的音樂教室和寵物主題餐廳，走廊的盡頭是次文化堂的編輯室。按鈴後，待社長彭志銘甫打開門，室內由書堆組建的壁壘就映入眼簾，通道的闊度只餘一個正常身位，儼如迷宮陣，看到目瞪口呆。
次文化堂成立逾三十年，出版書量以千計。彭志銘憶述：「起初這裏坐滿十多個人，去到現在只剩下三個人。」
定位本土文化
一九八八年，彭志銘離開電影圈，與朋友成立次文化堂，最初出版的倒不是書，而是《次文化雙周刊》，他形容為貪玩，當別的雜誌拍攝俊男美女明星封面，他們首期的封面就找來演員余慕蓮，此事日後他也經常提起。不過一年後， 他們變得無心機再玩。
八九年春夏之交，編輯室內人人只顧扭大收音機，由早到晚聽報道。他們決定做一份八九特刊，回顧歷史，梳理大事脈絡，也記錄本地社會，彭志銘記得有次遊行，全條彌敦道只有他掛着相機，「由早到晚影足十幾筒菲林，行到腳抽筋。結果八月刊就登了好多張相。」自那年起，他們對社會有了想法，當出版社決定轉型出書時，第一時間也想到與社會有關，主力做香港題材或本土文化。
他指，編務工作大同小異，都是集稿、校對，安排設計印刷發行，甚至有時兼任公關工作，開辦記招。「有一類編輯，是想到idea，就去找專家，知道有哪些人熟悉該題材，負責組稿。」他從桌上取過預先準備的一本《香港粵語頂硬上》，他解釋當時社會上很多人討論廣東話是否香港人的母語，是否一種非法定語言的方言，於是，他就編一本香港粵語主題的書，由鄭政恆徵集稿件，找來一眾學者作家供稿，「編輯不是萬能㗎嘛，但認識哪些人是該題目的專家，也是編輯的能力。」當然，說到粵語的話題，彭志銘更是口若懸河，從大時代背景，講到各式俗語、歇後語，一口氣講足十分鐘。
編輯重視人脈
他也試過邀請資深影評人石琪出版影評集，同樣反映編輯的人脈之重要，「石琪寫了幾十年影評，我找他出書，所有收到風的朋友都來幫拖，否則找不到那麼多稿。動用到羅卡幫手，李焯桃主編，余慕雲就是資料王，集晒啲稿。以前沒有互聯網找資料，靠大家一直剪存。如果沒有這班大師，根本做不到書。」說起昔日編書時光，他仍然興致盎然。
房間看似書堆亂疊，但提起某書，他總記得所在的位置。他找來一本尊子的《七情上面》，指着封面大讚：「呢本堅呀！有冇見過？」九三年出版，尊子繪畫一百位政治人物，以硬卡紙印製，每張畫作可沿切線撕開成獨立明信片，彭志銘每揭一頁就指着漫畫人像介紹，「尊子真係勁，勁到冇朋友。我哋玩呢個做法好難，你要（和作者）夾得到囉，對方高興，我們自己都high，好難得的。」翻至封底，此書標示定價一百二十元，他不忘補充：「喂，係三十年前喎！」
歷年和他合作的作者，多不勝數。彭志銘表示，除了事實查核和錯別字，一般來說，對作品採用一字不改的態度，「我們都信任作者。文責自負，嗰樣嘢係你嘅。」他直言，作者才是作品的父母。「你記住，出版社是產房，編輯是接生，過程中幫手，父母永遠都是作者，這是原則。」
曾親歷出版最豐盛的年代
次文化堂出版題材涵蓋時政、掌故，廣東話，到流行文化、小說、電影，戲劇。例如七字頭系列的陳慧小說《拾香紀》，二十二年後賣到第十七版。但彭志銘表示，出版社的定位總讓人錯覺是很政治，全因當年的《老懵董笑話》。他強調：「係時政，唔係政治。時政是評論香港政策、官員工作、制度，新聞，是時事。」今年初，他出版時事評論人劉銳紹《萬獸寓言》，由作者創作五十四則動物寓言，編輯找來插畫師合作，「阿高（插畫師）不是根據你的指示照畫，而是自己讀完寓言後再創作，可能和故事有關，也可能比故事多了其他東西，變成兩個人的創作。」
彭志銘也在趕書展新書，一口氣推出四本香港歷史掌故專家吳昊的掌故系列叢書，「他過世前交了很多稿給我。本來是幾個月出一本，今次一次過出，另一個原因也是因為沒有其他書，所以盡量做完手頭上的書。」他坦言，今年找過相熟朋友結集出書，但沒人肯，「大家都避免企出來在浪尖上面，真的反映到那種壓力。」
過往多年，彭志銘總是反覆討論本地出版發行壟斷的問題，如今他更認為，是整個社會的思維都有了局限性。
他形容，自己初做出版的時候是「全香港最好嘅年代，出版最豐盛嘅年代」。他坦言，豐盛來自思想自由，言論及創作自由，那種創意最豐盛。「然後到九七，好驚嘅年代，有觀望嘅年代，冇事又繼續衝刺。爬到千禧年代，大家都定，出版業都有高潮，有網絡和電子書，非常活躍，有了手機，也對資訊知識傳遞有盼望。去到呢兩年，係懸崖式崩塌，大家靜止。」
「幾年前已經想唔做，做到冇晒動力去做。好似今年，主動找作者，作者都話唔好喇。」口裏說不，但每年仍在編書，「好奇怪，話唔做，又會無端端有一兩本書覺得正，出吓出吓又一年。」
「係好冇癮，真係好冇癮。」三十三年出版路上，跌宕起伏，佛學的宗教觀讓他自在，沒有什麼放不下，「終於有一日要你做就做，終於有日要你唔做，咪唔好做。我唔擔心，又唔諗。」
編書推介：
《香港粵語頂硬上》彭志銘、鄭政恆編
當時社會對粵語的討論很大，例如教育上的普教中政策，是否母語，所以編粵語書很重要，也是很快找到一班學者作家，而且寫稿的有四十幾個人，不是A第一個交，就擺第一篇，B交就第二篇，你要識分類，譬如文字學、語音學，社會學等，都是編輯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