饒宗頤 香港文化綠洲
著名作家余秋雨曾說：「香港能出一個饒宗頤，絕不是文化沙漠。」
形容饒宗頤學問淵博如百科全書，絕無半點誇張。這位國學泰斗，畢生馳騁於歷史、文學、語言、文字、宗教、哲學、藝術領域，研究既廣且深，與已故大儒季羨林並稱「南饒北季」。今年二月他於跑馬地寓所安詳離世，享年一百零一歲。
饒宗頤精研的範疇包羅上古史、甲骨文、簡帛學、經學、禮樂學、楚辭學、敦煌學、中外關係史等共十三大類，發表近千篇論文，注重史料考證。他精通英文、法文、拉丁文、梵文等，擅賦詩填詞又獨創甲骨古文書法，另外又因鑽研敦煌學，愛上甚有特色的西北山水，開創「西北宗山水畫」流派，就連古琴他都有涉獵。這位學富五十車的通才，實屬奇葩。
饒宗頤的天賦才華，絕對令他有條件成為「學霸」。不過他認為在校所學不多，很年輕便輟學，寧願在家中藏書閣 「天嘯樓」博覽古籍自修。饒宗頤不怕孤獨，更堅持獨孤求學，靜心專注。雖然如此，他並不孤芳自賞，積極培養國學人材，曾任教多地大學，包括美國、法國、日本及中國等國家。
他1949年移居香港，其後於香港大學任教16 年﹐2003年他更把約四萬冊藏書，包括珍罕的古籍善本，還有近二百件書畫作品，贈送香港大學，讓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得以成立。2014年，他獲香港大學封為「桂冠學人」，此乃港大最高學術榮譽。饒宗頤曾形容留在香港是他生命中的幸運，「有香港，才有饒宗頤這個人。」
饒宗頤是知名學者、考據家饒鍔之長子。父親為他取名「宗頤」，是希望他效法宋代理學大師周敦頤的君子風範。周敦頤著有《愛蓮說》，讚頌蓮花「出淤泥而不染」之情操。饒宗頤鍾情繪畫香遠益清的荷花，而且變化多端，被稱為「饒荷」。饒宗頤繪荷開創不少技法，揉合潑墨、潑彩、白描、金描、沒骨等畫法，構圖多姿，寫出荷花神采。他百歲大壽時，一批荷花畫作及墨寶曾在美孚的饒宗頤文化館展出（《蓮蓮吉慶》饒宗頤教授荷花書畫巡迴展），當中更有他逾九十高齡之時的近作。
紀錄片《百年巨匠──饒宗頤》於剛過去的十月開鏡，將於2019年拍竣。影片介紹饒宗頤所處的時代背景和生活畫卷，展現他做學問的艱辛、傳承創新的精神。
此畫構圖獨特，畫面之百分之八十為荷葉，僅於畫幅最頂處露出荷花，有「猶抱琵琶半遮面」之意。蓮葉墨色變化多端，鮮紅荷花畫龍點睛。
武俠小說影視改編不絕 2019年勢成金庸電影年
武俠小說泰斗金庸，原名查良鏞，在華人文學圈無人不識，今年10月30日病逝，享年94歲。金庸是浙江海寧人，於1940年代後期移居香港，畢生難以三言兩語歸納，1959年創立《明報》成文人辦報的典範，但1988年香港主權移交前成為《基本法》起草委員，與查濟民推《雙查方案》而被批評「民主倒退」。
他最為人津津樂道的必是其一生健筆，對聯「飛雪連天射白鹿 笑書神俠倚碧鴛」便是取自其十四部武俠小說的書名首字。他另外還有一部短篇小說《越女劍》。他1955年在《新晚報》連載《書劍恩仇錄》，後來《明報》創刊時則開始連載《神鵰俠侶》，憑峰迴路轉的故事成功帶動報章銷量。當年香港人的娛樂不豐富，小說的俠義精神、國仇家恨與江湖兒女情帶給讀者無限想像，最重要是「義」字當頭。
他的小說歷久不衰，沒有隨科技進步而被遺忘，反而不斷被改編翻拍成電視、電影，甚至成為電子遊戲，包括八十後熟悉的《金庸羣俠傳》（1996年）。不少人更因這套遊戲追看金庸的小說。根據統計，去年香港圖書館最多人借閱的成人中文小說類書籍中，首八本都出自他手筆，當中以《射雕英雄傳》排首位。
雖然著作曾經被翻拍成多套電視劇和電影，金庸仍然嚮往新事物，他曾說過令狐沖是他最喜愛的角色之一，並希望把《笑傲江湖》拍成VR電影。就在金庸逝世前一個月，台灣智能手機和VR設備製造商HTC成功跟他簽定合約，決定明年開拍。電影將由侯孝賢監製，聯同趙德胤等五位華人導演製作，陣容鼎盛。
除了《笑傲江湖》VR版，今年開拍的金庸電影還有四套，包括徐克的《神雕俠侶》三部曲、王晶的《倚天屠龍記之陰陽聖火令》、周顯揚的《射雕英雄傳3D》、樊馨蔓擔任製片的《天龍八部》。另外，內地改編的電視劇也有五套，數量多得大陸觀眾期望不高。為何金庸小說經常給翻拍？內地影視業普遍認為，創作自由有限，改編金庸作品最容易通過審核，是面對紅線最穩妥做法。
一個時代的終結 劉以鬯的創新與結束
也許是最多香港人能背誦他小說段落的小說家，劉以鬯先生今年離世，以他的作品及創作觀，為香港文學帶來巨大的遺產。香港文學歷史其實不久，早期因中國局勢混亂，知識份子避難來港，這群南來文人為香港文學帶來能量，而劉以鬯就是其中之一員。
生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從上海到香港，劉以鬯從來都是一個城巿人，以城巿人的觀點寫作。在城巿的背景讓他有機會接收到許多世界文學的養分，大學畢業後曾在《國民公報》、《掃蕩報》及《和平日報》任職，27歲創辦懷正文化社。南下來港後，他加入《香港時報》擔任編輯，其後旅居新加坡及馬來西亞，這種飄泊的生活，其實是當時中國亂世中許多文人的寫照。他到1957年重返香港定居，正好迎上了香港文學興起的六十年代。
說是迎上，倒是引起了一個千古的問題：到底是人創造時代，還是時代造就了人？因為政府緣故，六十年代的中國與台灣，文學創作也受限制，而香港就成了自由寫作的一片淨土，正好當時是思潮上風起雲湧的六十年代，要推廣文學或創作，當時有不少的材料，最大的阻礙，是所謂資本主義的邏輯。
劉老的一大成就，是以創作與資本主義的邏輯對抗，其名作《酒徒》，可算是他的寫照。他的志業是寫作，巿場要他寫通俗文學，他會寫，但同時他仍有自己文學的追求，寫出追求「與別不同」的作品。閱讀劉以鬯為生活而寫的作品，大概可以看到他如何分割自己。劉老離世後，有出版社趁機出版他的處女小說《失去的愛情》（1948年），這小說甚至曾改編成同名電影，當中的文學成分，與當下大家理解的有極大的差別。
【悼劉以鬯】《酒徒》導演按樓拍戲堅持忠實 續集《賭徒》不避談六四 [全文］
曾受劉老提拔的作家如西西、董橋、也斯，也是香港文學創作力豐盛的一代，而這代人中，如也斯早離我們而去，西西、董橋等仍有創作，但也許已交出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作品。生銹的感情又逢落雨天，思想在煙圈裡捉迷藏。時代的終結總是讓人感傷，一百年也許是現代人難以想像的時代跨度，從開始到結束，那到底是多長的時間？而其實那可以只是一個人生命的長度，一個城巿建立起自己的文學的時間長度。
蔡伯勵破世人迷信誤解 簡化《通勝》成省級非遺
香港堪輿曆學專家蔡伯勵今年7月26日因年老抱恙辭世，終年96歲。他生平致力把《通勝》化繁為簡，讓一般人都能讀懂，更成功令其著作《真步堂天文曆算》，獲廣東省列為「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
擇日和時辰等於迷信？蔡伯勵曾自言年輕時也曾這樣想，其實傳統曆法是天文數學一種。
他出身自天文世家，祖父蔡最白是晚清學海堂天文數學優等生，曾任欽天監，即負責為皇帝編纂皇曆者，國家大小事都依據其著作而推行，更於1891年在廣州創立真步堂擇日館。「真步」意指按照天象逐步推算曆法，蔡伯勵便是「真步堂」第三代傳人。1952年，中共推行「破四舊」社會運動，他舉家移居香港，並開始供稿予十家《通勝》出版商，又出版自家的《真步堂通勝》賺取收入，打響名堂。
蔡伯勵是李嘉誠等香港富豪的御用風水師，另外，不少基建也與他有關，無論是青馬大橋動工，還是機場鐵路通車前也要徵詢其意見。然而，原來擇日和風水工作曾令他感到自卑和尷尬，他在一次講座時回想民國時代，這職業被人看不起，「人家在我面前稱我為哲學家、玄學家、大師、堪輿學家，背後就被人篤背脊，說我導人迷信，受盡冷落，人不知而不慍，但心裏總會有些芥蒂，有些人以為自己讀了這麼多的書，還要信風水擇日的把戲，好像辱沒了他的知識，想來真覺可笑。」這種世人的誤解，令他決心推廣這傳統文化。
《通勝》是曆書的俗稱，因為廣東人講究意頭，「輸輸聲不好聽」他們便把曆書命名為《通勝》。不過傳統曆法複雜，以前的《通勝》會列出吉辰、好日子、凶神、開日⋯⋯一般人難以明白，他便自創「五分鐘讀懂法」，簡化《通勝》格式，最直接的，就是把日子分為上吉日、中吉日和平吉日，「大家打開《通勝》一看就知道哪一天是好日子和不好日，不好的大家就不要用，好的隨便可以用。」相當方便，再查閱用家所屬的生肖有否相沖，便能自行擇日決定婚嫁、開張等事。
編纂《通勝》工夫繁複，要計算曆法又要通曉日月蝕情況，每次都要集體創作，故他向幾位子女傳授天文曆學知識，確保不致失傳。曾經被世人看輕，難怪在2013年廣東省政府公布真步堂天文曆算為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時，他感動得流出淚來。
關愚謙 逃避文革在德生根
能成為關愚謙身邊人，想必是美事。各方友好懷念他的文章，大多提及難忘他的智慧與幽默。他永遠是聚會的中心。
國際知名作家、時事評論家、翻譯家關愚謙今年十一月在德國柏林離世，享年八十七歲。關愚謙年輕時曾在中央部門擔任俄文翻譯，後被下放青海，做過記者、農民、牧民和漁民。1968年因逃避文化大革命而出走埃及，後赴德國。1970年受聘於德國漢堡大學中國語言文化系，任教近三十年。精通英、俄、德語的他長期為香港《信報》、新加坡《聯合早報》、馬來西亞《星洲日報》等撰寫專欄，大部分為國際時政評論，尤與歐洲有關。
他曾出版二十多本著作，包括與德國著名漢學家顧彬（W. Kubin）聯合編譯的六卷本德文版《魯迅全集》，以及《中國文化指南》、《浪迹天涯──一個追求自由者的自述》、《情──德國情話》、《歐風歐雨》等。今年五月，他出版新作《緣──人生就要活得精彩》，寫道：「人到晚年，我開始發現，做人一定要行善事，結善緣，你才會感到這輩子沒白活，活得才有滋有味。在『文化大革命』中，我選擇了逃之夭夭的道路。來到歐洲，我連續被善人、高人指點和幫助，高高興興地做人，興高采烈地教書、寫作，這些都來自善緣。」
奧地利中國文化促進會現任會長常愷跟關愚謙相識廿多年，在他離世後撰文悼念，提及他五十年前「文革鬧得最凶的時候」，冒殺頭之罪坐上前往埃及開羅的飛機。飛機飛出國境，他由低聲抽泣變成嚎啕大哭。常愷認為那是陷於極度恐懼，然後忽然自由的條件反射。他說實在難以想像溫文儒雅的關愚謙居然有這種向死求生的經歷。
關愚謙因違法入境，被埃及囚禁在開羅監獄。他把這驚心動魄的事蹟寫成《浪──一個叛國者的傳奇經歷》一書，後來經過中國當局多次審核，終在2001年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此書得到很多關注，報章雜誌紛紛轉載，鳳凰衛視《魯豫有約》也特邀訪談。常愷形容：「按時髦的說法，老關也『網紅』了」。在常愷眼中，他平易近人，提攜後進，雖然對方是長輩，但一直暱稱對方為「老關」。
關愚謙和同為作家的妻子海珮春（Petra Haering-Kuan）住在德國漢堡的阿爾斯特湖畔四十多年，一直相伴相知。2016年關愚謙患上膀胱癌，逃出鬼門關的他兩年間與太太周遊列國，去了北美、南美、歐洲、亞洲不同國家，探望親友，也作道別。
十二月十日，三百多位世界各地的中德人士齊集漢堡歷史悠久的Forum Ohlsdorf 公墓禮堂，送別關愚謙。公墓有近150年歷史，佔地達390公頃，是全世界最大的公園墓地。由於景致秀麗，是當地著名的旅遊點。關愚謙先生的老朋友，德國前總理施密特 (Helmut Schmidt)同樣長眠於此。
林燕妮 永恆的才女
被金庸譽為現代最好散文女作家。
著名已故填詞人林振強姐姐。
寫稿前在原稿紙噴香水。
與黃霑相戀十四年。
李小龍的大嫂。
廣告翹楚。
愛美。
對於林燕妮，以上都是經常提到的身份與事件，不一一詳寫。這位寫香稿的才女五月底因癌症病逝，享年七十五歲。出殯時靈堂內是淡淡的CHANEL N°5香氣。她曾說：「香水根本是一種任性與感性的混合物。」
林燕妮何嘗不是？愛上有婦之夫黃霑，這段轟烈的愛始於1976年。2004年，黃霑離世，她表示自己那些年吃了很多「死貓」，明言黃霑對他倆關係講得不盡不實，但她對舊情人無怨，更曾在《明周》撰文悼念黃霑：「我跟霑叔之間，得失兩心知，不存在原諒不原諒，寬恕不寬恕，有恨還是無恨，我們的關係是超越了那些字眼的。」才子佳人之間，早已超脫世俗。
這位烈女剛柔並重，或許與她文理兼收，遊走理智與感性有關。她十七歲入讀美國加州柏克萊分校，得遺傳學理學士銜頭，後來先後攻讀香港大學中國古典文學碩士及博士課程。她既有科學頭腦，又富文學修養，有霸氣一面，也有婉約一面。她曾在著作寫道：「所有人都可以照顧自己，但女人需要的，是一點呵護，一點心意。」
林燕妮患病期間，提及自己還想寫一本關於男朋友的書，她有過七十六位男朋友。她自言四十歲前已完成人生所有要做的事，但看來愜意豐盛，華燈璀璨的人生，不是她最嚮往的。「下世不想再做林燕妮，太辛苦了，想做一個傻傻哋，有老公愛惜的女人。」
林燕妮見識廣博，文字充滿時代氣息。她踏入文壇，源於作家簡而清外遊，由她代筆寫專欄，文章讓金庸驚艷，給她另闢專欄。專欄名為「懶洋洋的下午」，源自一首歌曲《It’s A Lazy Afternoon》的中譯。她寫道：「聽他播出Morgana King，用她貓一般的聲音唱：It’s A Lazy Afternoon⋯⋯奇怪，女人會留戀一個她已經不愛的人所留給她的一首歌。但是，我到底愛什麼？也許到我死的那一天我也答不出來，我想我最大的願望是保持一個自由的靈魂。我的肉身可以被人擁有，我的雙肩可以被很多責任壓着，但是靈魂，它是我唯一的財產，我不會讓任何人把它鎖起來。」
《懶洋洋的下午》是林燕妮的第一本著作，亦是她首個專欄文章結集，主題不止於愛情。文章寫於七十年代，那時香港步入繁盛，她談自身，也談身邊人與社會大事，以睿智提煉文字，驀然回首，會驚嘆她對世情之精闢。《懶洋洋的下午》一紙風行，她又出版《小黃花》、《青草地》、《粉紅色的枕頭》、《紫上行》等散文集，另外也寫小說《痴》、《盟》、《緣》、《浪》、《似是故人人似雪》、《鐵蝴蝶》、《詩囚》等，讓她成為多產的暢銷作家。
她離世前的專欄文字，透出她看淡死亡。「不需要瞻仰，更不需要那些大紅的化妝，正如說，自然一點就好了⋯⋯話雖如此，人已死，一切已身不由己，且讓一把火，煙飛天外去。」林燕妮離世後數天，《明報》刊登她最後一篇專欄，題為《我又見到永恆》。「思念是種溫馨，如果有一天，燕子樓空，不用驚訝，莫問佳人何在。只要明白，溫馨思念是健康的想法便可，最惱人說不要想不要想，為什麼不想。我會說，思我念我，常常。為什麼總要將人的生死劃下界線，肉身消失沒關係，精神不滅才是永恆。」以這篇文章揮別紅塵，實在是質樸又華麗的退場。我們看不透「諸行無常」，萬物皆有盡時，為失去感到悲痛，又執意放下，迫自己「不要想」。她卻認為回憶美好，儘管多想，因為往生者靠思念得到永生。
黃愛玲 寫下最溫柔的電影批評
影評人，香港電影評論學會創會會員，黃愛玲於2018年1月3日遽然離世。
於法國社會科學高等學院師從Christian Metz。回港後黃愛玲歷任香港國際電影節英文編輯、香港藝術中心電影部策劃、香港國際電影節節目策劃及香港電影資料館研究主任，著有文集《戲緣》和《夢餘說夢》，編有《詩人導演──費穆》、《理想年代──長城、鳳凰的日子》、《國泰故事》、《邵氏電影初探》、《李晨風──評論 · 電影筆記》、《粵港電影因緣》、《現代萬歲──光藝的都市風華》、《風花雪月李翰祥》、《故園春夢──朱石麟的電影人生》、《冷戰與香港電影》、《費穆電影孔夫子》、《中國電影溯源》、《王家衛的映畫世界（2015版）》等。
除了策展、出版的工作對香港的電影發展有所貢獻，她最為人記住的，是其溫柔的影評文字。
黃愛玲筆下的，往往不是分析性的影評，而是一種你能從中感受對電影的愛的文字。她的影評評論與美感交織，往往令人陶醉其中，有時甚至會迷失，到底在讀的是散文隨筆，抑或是有縝密論據的評論文章，撲朔迷離。這種非評分式、非分析性的影評，讓看似功用性的評論，就有機會被文學那彷彿是「無用」的性質滲入，也許那不是最有分析性最有洞見的評論文章，卻有了「文學」那無用之用。
在有關藝術的文字溝通上，讀者之所以信任，其原理是很難說清的。有理有據的，不一定能說服讀者認同你藝術上的觀點，因為藝術欣賞有主觀的成分在，有時，你得相信作者本身才行。黃愛玲誠實的文字，讓你就算不認同她的觀點，也起碼相信這位作家是真誠的。在這觀點上，黃愛玲其實也是一位真誠的創作者，讓更多的讀者會相信她，從而投入電影的世界之中。
詩歌可以撼動時代 中國詩人孟浪的離散一生
詩人孟浪，原名孟俊良，十二月十二日因病在香港逝世，享年五十七歲。如許多同代的中國作家，孟浪有過離散的生命經驗。年少時在上寶山度過，那是在上海市區的北翼，距上海市中心的人民廣場約二十五公里。他曾在《今天》雜誌中的文章〈上海徘徊：失去了過去的未來〉中如此寫道：
「記得小時候，我們那裡的大人小孩從來都說『到上海去』，指的就是從我們縣城出發去上海市內的『征程』……『外地人』和『鄉下人』因『大上海』都市身份的缺失，而被視作『低人一等』。我常常憶及一種心理性的窒息感，於是，『我的上海』的誕生，與幻滅，此時就成了同義反覆的毫無意義！多年以來面對『你是不是上海人』的提問時，我常常答道：我不是上海人，我是上海鄉下人。此刻，這不是上海的光榮，而只是我——一個與『上海』不合作者——作為『不是上海人』的光榮。」
1982年，他畢業於上海機械學院，大學期已開始文學創作。為《海上》、《大陸》、《北回歸線》、《現代漢詩》等多份刊物的創辦人之一，亦為1980年代中國現代詩群「海上」的代表詩人之一。1995年應美國布朗大學的邀請，前往擔任該校英語系自由寫作項目的駐校詩人，及後因編緝事務而搬到波士頓，2001年在美國參與創辦獨立中文筆會，2002年開始在波士頓和香港之間來回，自2006年年底開始主要香港居住，將近九年後又搬到台灣。
著有詩集《本世紀的一個生者》、《連朝霞也是陳腐的》、《一個孩子在天上》、《南京路上，兩匹奔馬》、《教育詩篇 二十五首》等，他的作品是那一代中國詩歌中生猛有力的重要文本，而他亦有合編《中國現代主義詩群大觀1986-1988》、《詩與坦克》；主編《六四詩選》等編輯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