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文學代表人物之一的劉以鬯去世，突然間湧現了許多評論及懷念的文章，無他，香港讀文學小說的人，大多也讀過劉老的作品，甚至許多小說家也是受他啓蒙而開始寫作的。劉老的作品，許多人甚至都能背上一段，這在香港小說中是罕見的，但他的小說到底好在哪裡？要思考這問題，許多文學研究者都能交出功課，在這文章要指出的，是劉以鬯的寫作策略，對他來說，小說要稱得上是好，其必要條件是必須創新。
「從事小說創作的人，要是沒有創新精神與嘗試的勇氣，一定寫不出好作品。」劉以鬯多番說過類近的話，他也身體力行，而他的創新，其實是指小說的形式與手法。
這也是為什麼劉以鬯一去，傳媒普遍為劉老冠上的，是中國意識流小說的第一人。意識流小說寫法，不是源自中國的，但曾經有一代香港文人，很努力將西方最前衛的文學帶到華文地區，劉以鬯自然是先行者之一，及後的也斯、崑南等文人，也是這一類文人。
為什麼要意識流？
意識流小說為什麼這麼重要，以至在中國的第一代意識流小說家，是一個響亮的名號？那就回到小說的發展史了。小說曾經是講述故事的最佳媒介，利用文字，以線性的方式提供故事，曾經無往不利，直到攝錄出現。影像媒介如電影，很明顯在講述線性故事上有極大優勢，而其娛樂的元素也較豐富。於是我們看到，電影的發明與興起，正好與現代主義文學的興起同期，即意識流文學就是現代主義文學的重要分支。
現代主義文學思潮中，只有意識流文學以小說為主，那反映了當時小說其實在尋找新路，意識流的寫作，容許了大量角色的內心獨白，流動而自由的敘事結構，甚至可以將時間元素置諸不理，這讓小說在電影帶來的危機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意識流寫法在小說這文類中，曾經代表了創新。這也是以創新為圭臬的劉以鬯，為何會交出《酒徒》這作品的原因之一。有些事，你是第一個人去做，你就留名了。當然，《酒徒》的文學價值也是不低，劉以鬯嘗試將西方意識流小說的精神，加入華文小說的特質，而《酒徒》也遠沒有《追憶似水年華》、《尤利西斯》等意識流小說般難讀，情節在《酒徒》中卻能保留一定的趣味，而更重要的，就是《酒徒》帶有極強的本土意識。
劉以鬯有所創新，而他所創的，其實遠不只意識流。他其實了解當時小說創新的種種嘗試，在香港文學研究社出版的《劉以鬯選集》中，他就曾評價不同小說家的創新方式，「有的脫離現實進入幻想，如鮑赫士（Borges）；有的將幻想與歷史結合在一起，如加西亞·馬蓋斯（Garcia Marquez）；有的將小說與寓言結合在一起，如葛拉斯（Grass）；有的用小說探求內在真實，如史托雷（Storey）；有的用不規則的敍述法作爲一種實驗，如褒格（Berger）；有的用兩種方法寫一部小說：一方面是有規則的敍述，一方面是不規則的敍述，如葛蒂莎（Cortazar）；有的將小說和詩結合在一起，如貝克特（Beckett）；有的透過哈哈鏡來表現現實，如巴莎姆（Barthelme）；有的甚至要求更真的真實，剔除了小說的虛構成分，如目前頗爲普遍的‘非虛構小說’或‘非小說小說’（Nonfiction Novel）”。」
香港小說有未來
於是他的《對倒》，寫兩個不相干的人物在城市遊走；〈寺內〉用故事新篇的方式，寫《西廂記》的故事，劉以鬯更自言這作品繼拜倫《唐璜》和普希金《葉甫蓋尼‧奧涅金》用詩寫成「詩體小說」後，「嘗試用小說形式寫詩體小說」；布〈天堂與地獄〉和〈動亂〉中，更大玩敘事視覺的轉換。
劉以鬯不只得一部《酒徒》，也不只懂得寫意識流小說。在那個小說正在尋找新方向的時代，劉以鬯一直在實驗，以大量的作品挑戰不同的呈現方式。這種寫作策略，是否能讓劉以鬯的作品部部俱佳？認為作家應當珍惜羽毛的讀者們可能不同意。但如果談及實驗性的小說家，劉以鬯必然是當代華文小說家中最多文本可供討論的人之一。
而對小說愛好者而言，一代小說家的離去，是否代表小說這文體已經漸漸消亡？同樣於今年去世的美國小說家Philip Roth說過，小說可能會變成「像現在閱讀拉丁文詩歌」的小眾玩意，不過劉以鬯的創新，卻是一種更正面的做法，就如劉老說過，「小說死亡的時候，便是小說重生的時候。」
未來的小說會是怎樣？那就看我們香港的小說家和讀者，到底有多渴望新的小說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