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寫藝評，極少寫展評。但看了Francis Alÿs 大館新展，反而讓我看到他的另一面：他對展覽語言的把控極為準確。
如果你仔細看，會發現他拍《石頭、剪刀、布》時，拍的是影子不是手；在《遇河之前莫過橋》的裝置中由於拖鞋不夠，他在盡頭立一面鏡子，讓視覺上有一個倍數延伸；在一進門的文獻處，他把影像的音響嵌在牆內，表面抹平，絲毫不影響文獻的近距離觀看；在隔壁房間的大影像中，他採取行動者（孩童）的視角，讓機位一會在水中，一會浮水面，極具帶入感。如果你對光敏感，會發現這個展廳牆面其實有層極淺的粉紅，並且一截兩半，上邊偏冷，下邊偏暖。這在他表面輕鬆、日常的氣質下，暗藏着「輕」的難度。
卡爾維諾（Italo Calvino）在《給下一輪太平盛世的備忘錄》中明確提出：「輕」的必要。在此，我就Francis Alÿs的作品，談談他在概念藝術中對「輕」的貢獻：「輕」的準確與「輕」的節制。
那是二〇一〇年左右，隨着商業畫廊大肆湧入亞洲，展覽愈趨扁平化、單一化，Alÿs 的作品顯得格外輕盈與詩意，並且他那看似隨意與輕鬆的氣質，頗有隨時上路的行動感，似垮掉一代但並不頹廢，有六十年代左派反文化運動中的抗爭但並不激進。處處充滿着日常、機智、滿不在乎的自在感。顯得格外親切。
就像這次開幕中，他平底鞋，工裝褲，T恤是一定要扎在腰裏的，完全一副「推冰」作品中的打扮，露出腰帶，袖子依然捲着。不同的是我下樓時，看到他多了些許白髮。雖然只是開幕片刻，但能體會到他那穿著與周圍人的巨大荒謬感，這種荒謬就像他的作品，多多少少呈現出與環境的格格不入，或者更直接的說，是一種反抗。
這並不是表演，而是準確，是表裏如一的人自然而然地流露，就此停止，不做多餘的修飾與演化，即是視覺傳達上的直覺，又是霍夫曼斯塔爾（Hugo von Hofmannsthal）的「深度就藏在表面」。他對空間的理解，還體現在幾何上，如《遇河之前莫過橋》中，一隊小孩自西班牙往南，另一對自摩洛哥往北，人手一隻帆船，拖鞋做的，在直布羅陀海峽，各成一線。這種對直線的着迷，體現在他的多件作品中，或許是建築出身，找方法總多過找藉口，燈光、轉角、材質、位置，都能看得出他對空間的理解及決絕的執行力，細節處具體而清晰，無一不顯露出深思熟慮的痕迹，也就是卡爾維諾所說的「深思熟慮的輕」，能做到這一點，並不容易。這是「輕」的準確。
再來說說「輕」的節制。
隨着特朗普上台，全球右傾，民族主義更激進以來， Alÿs引來不少激進主義者批評，說他：如果談抗爭，他的作品並沒有對世界造成改變，缺乏直面社會的掙扎感，顯得太抽離。如果談藝術，他在美學上只是點子，最終指向虛無。甚至他的這種不合作氣質成為美術館、博覽會上的抗爭小清新。用不太恰當的兩性關係打比方，就像通過懲罰來撒嬌一樣。
這是蠻嚴重的批評，每次聽到，我都為他叫冤。在此我不得不為他辯護，因為激進主義者犯了很嚴重的錯誤：混淆了點子與想像力。
點子是小聰明，小折騰，只管撬動宏大而穩固，但不負責任。更甚至是投機取巧，奪人耳目，其實就是缺乏真誠。但想像力不同，想像力是對眼前的一切都有一種試圖觸摸它的使命，沒有一件事物是沒有生命力的，大到海峽、國家，小到一隻拖鞋、一桶漆、一塊冰，都處處散發着童真。而這些是點子所沒有的。沒有的還不只如此，想像力有對所有事物賦能的神奇本領，當物質之間相互作用時，發出巨大能量。
藝術中真誠是種才華，聰明只是手段，手段是中性的，取決於誰用。不排除好多消費社會議題的人譁眾取寵，旁觀他人之痛苦，的確是點子。但Alÿs絕對不是。
他不但不消費議題，反而面對議題時保持清醒的警惕。就像這次展覽中：無論《橋》還是《遇河之前莫過橋》，他都固執地堅持他的「無用」姿態，從地理（水與陸）、物理（重力與漂浮）、幾何（直線）等角度，呈現他對藝術的理解。
展覽的尾部可以索取明信片，是他幾十年作品的縮影，從中可以看出Alÿs的潔身自好。每一個敏感者，都能從他的作品中感受到由想像力轉化而來的驚喜，正如他所說「藝術與現實的區別，在於那座缺失的橋由想像力填充。」
Alÿs不會修一座有用的橋，也不會打着藝術的幌子實則做慈善機構該做的事。正如展覽題目「水限_陸界：邊境與遊戲」，肯定有人從社會、政治角度解讀，尤其此時此境的香港。但誰說邊境不就是一場遊戲呢？這是更高的視角，也是無邪者的眼光，更是Alÿs的判斷。
與之相對應的是，萬事企圖皆「有用」的激進主義者，必然會走上鬥狠的老路：打一塊玻璃不如打一個人，打一個人不如殺一個人，殺一個人不如燒一棟樓，燒一棟樓不如武裝一支軍隊。但革命沒問題，可藝術畢竟不是革命，否則不如改名。正如阿多諾（T. W. Adorno）對薩特（Jean-Paul Sartre）時所說「相對於介入，我更關心節制。」
這是Alÿs的節制，也是「輕」的節制，更是藝術應有的節制與本分。
作者簡介
末之齋，做藝術，偶爾寫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