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賞員是可有可無的，我們存在與否，只看觀眾是否需要。」不願出鏡的Mor（化名）原本是一名畫家，為了增加收入，她在大館當代美術館當了一年導賞員。
依她所見，館內導賞員全是兼職，大部分是三十歲以下的年輕人。跟博物館不一樣，美術館導賞員沒有大大張的「委任證」，只有一件平平無奇的灰色制服外套。帶團以外，其餘時間只須默默坐在藝術品旁邊，沒有人主動向他們詢問時，他們更像保安。
Mor認為開館時，館方不想局限導賞員的角色功能，刻意模糊其身份。一年後回望，這個安排究竟令導賞員的工作變得尷尬，還是更自在？
自由發揮 講解無稿可依
當代藝術是無界限的，作品媒介、展覽鋪排，甚至展品呈現方式也能任意發揮。面對多變的藝術主題，導賞員自然要靈活變通。他們沒有講稿，也沒有對或錯的帶團方式，一切由員工自由發揮。觀賞經驗夠獨特，才配得起當代藝術的格調。
然而，坊間普遍以為導賞團就是長篇大論的解說，有些人更明言不想導賞員阻礙自己詮釋作品。每當Mor聽到這種評語，也會笑着叫朋友參加一次她帶的團。「我不會餵資料給觀眾，反而想分享自己接觸作品時的感受，好像陪朋友一起逛展覽，所以對方的反應很重要，他們會影響我當日想解釋什麼，要隨機應變。」導賞員與旅行團領隊的分別就在於，前者是說故事的人（Storyteller），後者是自動波介紹景點。
是藝術教育者 還是保安？
沒有導賞團的日子，大館導賞員依然要坐在藝術品旁邊，「隱形」地當值。這個大館獨有的政策，變相令導賞員身兼多職。「我相信九成參觀者都不知道我們是導賞員。有時候，我覺得自己是保安，阻止別人觸碰藝術品、超越觀賞線等等。」難以辨識導賞員身份，好像有點尷尬，但低調或許有低調的好。「始終來美術館的人，未必每一個都希望有個像售貨員的人，長期緊貼在旁。但同一時間，藝術品又要人照顧，如果全場企滿穿上”Security”制服的保安，參觀的人也會感到壓力吧。」
直至近期《村上隆對戰村上隆》的展覽，場內明顯多了穿黑色保安衣的同事巡邏。因為村上隆實在太受歡迎，「打卡」者眾，根本不夠人手控制秩序，Mor苦笑道︰「大家都是來打卡，每次帶團，單是叫大家小心背包要放前面，別碰到展品，已花了許多時間。」
聽起來，保護藝術品變成了首要任務，導賞只屬其次。另一位曾任博物館導賞員的大館職員Bing Bing（化名）則認為，香港人還未了解逛美術館的禮儀，所以導賞員才要幫手教育基本參展禮儀。「以前做博物館導賞，因為文物有威嚴，作品放在玻璃窗內，香港人很習慣守規矩。不過在美術館，沒有玻璃落閘，大家便覺得可以隨便碰。」
回想起去年大館舉行《拆棚》展覽，展示藝術與城市發展的關係，當中除了一件裝置藝術品外，所有作品都不能碰。「難道每個作品前也要放一個『請勿觸碰』的告示嗎？這樣也很煩厭吧。」但Bing Bing笑說，一旦沒有白紙黑字的規則，人們便會亂來，即使導賞員友善提示，對方會反駁道︰「你又沒說不能碰。」現在規矩增多了，或者能避免導賞員跟參觀者爭執，但美術館設計還像當初想像的靈活多變嗎？
無可奈可的兼職制度
在外國，導賞員是一份能養家的職業，但在大館，所有導賞員都是兼職，有部分甚至是身兼多職的斜槓族青年（Slash）。Bing Bing說︰「將大館當代美術館的導賞員變全職，應該不太可行吧，不想局限自己在這裏，才同時有幾份工作。」也因為這個理由，來做導賞員的人，都是熱愛藝術的人，願意創造自己的導賞方式，跟觀眾分享藝術。
但長久下去，不受重視的導賞員工作，在香港能發展成一門專業嗎？「要靠這個職業維生，首先需要社會承認這個行業，例如外國可以去考牌，但香港好像還不是時候。」即使沒有牌照，兩位受訪者仍希望大眾能尊重他們，看得見藝術家，還看得見導賞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