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藝術節期間，香港小交響樂團與鋼琴才子柯列斯尼科夫（Pavel Kolesnikov）合奏《貝多芬
第四鋼琴協奏曲》，樂團音樂總監柏鵬（Christoph Poppen）留港一周，並擔任音樂會指揮。謝幕時，與其說柏鵬命令團內音樂家站立，更像是邀請他們一同向觀眾致謝，異於指揮氣場強勢的刻板印象，反而帶點親切。
如果柏鵬沒有成為音樂家，他可能會在家鄉德國當上社工，或到第三世界參與兒童之家的工作，他說：「世間有太多苦難，而且每日愈來愈多人受苦。如果音樂只是很好的娛樂，對我來說還不夠。我現在的感覺仍跟年輕時一樣，人類必須面對許多難題，而我希望回應。」醫者懸壺濟世，社工關懷社會邊緣人，也許音樂亦能深入人心。
小交響樂團音樂總監 柏鵬
出生年份：一九五六年
出生地：西德明斯特（Münster）
音樂歷程：
1978 聯合創立德國凱魯比尼四重奏（Cherubini Quartet），擔任小提琴手
1995 慕尼黑室樂團藝術總監
2006 薩爾布呂肯電台交響樂團音樂總監
2007-2011 德意志電台愛樂樂團音樂總監
2015 香港小交響樂團首席客席指揮
2023至今 香港小交響樂團音樂總監
貝多芬之都長大 獲栽培做音樂家
那場《貝多芬第四鋼琴協奏曲》音樂會，香港小交響樂團還演奏了《舒曼第三交響曲》，以及香港作曲家許德彰的新作《塵》——古典音樂的當代創作從沒停步。一羣本地音樂家在一九九○年創立香港小交響樂團，一九九九年職業化，至今不乏演奏當代音樂，亦希望拉近大眾與古典音樂的距離。放眼世界樂團，香港小交響樂團相當年輕，柏鵬是其首名外籍音樂總監，於前年上任，而二○一五年已擔任樂團首席客席指揮。
他對音樂總監的崗位並不陌生，二○○七至二○一一年擔任德意志電台愛樂樂團音樂總監，那是合併兩個樂團的新樂團，新樂團經理正是現任香港管弦樂團行政總裁霍品達（Benedikt Fohr）。霍品達提到，雖然兩個樂團原有自身的音樂理念，但他形容柏鵬「是一個非常友善的人，也能好好跟音樂家交談，並讓他們理解。」指揮天賦看似與生俱來，不過柏鵬一開始未想過當指揮。
他在戰後西德出生，於西德首都波昂（Bonn）成長，波昂也是貝多芬的誕生地。相距貝多芬的時代將近兩個世紀，波昂仍然是古典音樂之都，柏鵬被愛好音樂的父母帶去許多音樂會，自身先從牧童笛學習音樂，八歲才開始拉奏小提琴，惟老師十分嚴格，他進步飛快。「當我還是孩子的
時候，包括我自己在內，所有人很快都認為我有一天會成為音樂家。」
自十四歲參與四重奏，廿一歲聯合其他音樂家創立凱魯比尼四重奏（Cherubini Quartet），每年演出逾一百場音樂會，還在大學教比自己還年長的學生小提琴；廿八歲決定停下腳步，回到學校學習，到美國師從小提琴家 Joseph Gingold。不過即使他每天練習小提琴六至八小時，每日還剩餘許多時間，他環顧四周，開始對指揮感興趣。
從小提琴家轉身指揮，先出於一道算數題—那時他查看翌年日曆，發現為指揮舉辦的音樂會遠比為小提琴家舉辦的音樂會多。「我仍然喜歡拉小提琴，但指揮是另一種接近音樂的方式。作為指揮，你無法演奏任何一個音符，總是需要其他人來演奏，但你要對整個樂譜、所有樂器和其他一切負責，這非常令人著迷和充實。」
柏林圍牆倒塌那天 我在舉辦音樂會
音樂之旅看似一路順遂，其實他從正規學校畢業後未有馬上確定繼續學習音樂，反思自身的社會責任起來，想像當上社工，或到第三世界從事兒童之家工作，後來想到音樂也就是人類的精神食糧。「它（音樂）不僅僅是娛樂，它是我們靈魂、大腦、思想真正需要的東西。對觀眾來說，我們音樂家承載着作曲家的音樂，例如舒曼、貝多芬、莫札特、布拉姆斯和柴可夫斯基，我們將之帶給觀眾，這是極其珍貴的東西，也就是我所說的精神食糧。當我們音樂家認真對待我們的職業時，這也是一種社會工作，為飢餓的人帶來音樂和營養。」看古典音樂在德國的歷史，柏鵬所言非虛。德國作曲家華格納創立的拜魯特音樂節於二戰後重開，德國指揮家 Wilhelm Furtwängler 指揮《貝多芬九號交響曲》（〈歡樂頌〉正出自此曲），一掃德國戰爭陰霾。一九八九年柏林圍牆倒下前一個月，東德萊比錫舉行爭取人權自由遊行，東德指揮家 Kurt Masur 有份阻止東德政府武力鎮壓；柏林圍牆倒塌後，流亡海外的俄國大提琴家 Mstislav Rostropovich 馬上飛往圍牆前演奏慶祝。柏林同年聖誕音樂會，美國指揮家 Leonard Bernstein 指揮來自東西德、英法蘇美的樂團和合唱團，再次奏響《貝多芬九號交響曲》，並將〈歡樂頌〉改為〈自由頌〉。
柏林圍牆倒塌那天，柏鵬正在紐約林肯中心舉辦音樂會，他的父親也是座上客。音樂會結束後，他的父親跟他說「牆倒了、牆倒了、牆倒了」，雖然他當時難以置信，但亦坦言並未理解事件不可思議之處。「因為我們生活在德國西部，那是一個富裕的國家，我們很幸福，身為當時的德國年輕人，我們並不關心德國的另一邊。跟我父母那一代不同，他們在那邊有朋友、親戚，而我們在這裏長大，一切都在西邊，那邊不認識任何人，所以那刻還未意識到這代表甚麼。」
幾年後，他到前東德主要音樂學校柏林漢斯‧艾斯勒音樂學院擔任教授，是首批從西德來到東德任教的老師，後來更成為音樂學院的院長，落手融合東西德古典音樂傳統。他在柏林這段時間開始了解歷史，「那是一段非常艱難的時期，直到今天，讓國家真正團結起來仍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音樂偉大的地方 在追求細節
香港沒有戰爭，也沒有實際一道圍牆分隔你我，但人的心靈仍然有需要。「有些人總是坐在辦公室裏書寫或計數，然後音樂突然為他們的心靈和靈魂打開了一個新世界，我認為這就吸引了人去聽音樂會。」柏鵬說。
他認為，高水準演奏只是基本，更需要找到觸動觀眾心靈的方法：「我們無法透過音樂將任何情感傳遞給某人，但我們可以有意識，或無意識刺激某人，讓這些愛、渴望、 滿足、幸福的情感湧現出來。」
每一首樂曲並非照本宣科，柏鵬從細節入手，考慮時間安排、音質、音色和平衡整個樂團，「許多不同的小細節，最終形成一個整體。如果你聽一首業餘管弦樂團演奏的貝多芬交響樂，你仍然可以認出這是一首交響樂，但它更像是黑白的。」他說香港小交響樂團的精神面貌年輕，才有好
奇心繼續探索音樂，「音樂最偉大的地方在於我們永不會說『不，就這樣了』，我們作為藝術家、音樂家，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天，我們總是可以找到更多事物的細節。」
有時在一場音樂會裏，同場演奏經典和當代作品，他慎重考慮演奏次序，「大腦會以不同的方式接收它，因此我非常重視將哪些（音樂）組合在一個音樂會是會帶來意義，因為你不能把所有東西都放在同一個音樂會裏。」放諸整個樂季亦然，觀眾也許發現某些作曲家的作品重複出現，但
每次聽都有驚喜，「譬如你聽到《舒曼第三交響曲》，或許有些人記得我們演奏過《舒曼第四交響曲》，當然兩者是有聯繫的。」
今個樂季，樂團跟韓國鋼琴家金善昱合奏《布拉姆斯第二鋼琴協奏曲》，同場樂團還演奏意大利當代作曲家達拉皮科拉（Luigi Dallapiccola）的《小夜曲》（Piccola Musica Notturna），那是亞洲首演。前年，柏鵬任音樂總監的首個樂季，聖誕時樂團跟德國科隆WDR電台合唱團合奏巴赫的《聖誕神曲》。另外在以俄國作曲家蕭斯達高維契生平歷史背景為藍本的電影放映會，樂團現場演奏《蕭斯達高維契第十交響曲》——蕭斯達高維契一生為蘇聯創作音樂，政治難免影響他的音樂路，《蕭斯達高維契第十交響曲》就在史達林死後四個月創作，彰顯蕭斯達高維契真正的意志。
相比歐洲 亞洲更重視音樂價值
柏鵬在歐洲成長，他指出大部分古典音樂都在歐洲創作，意味着歐洲數個世代都聽這種音樂長大，「因為有某種誤解，他們（歐洲人）覺得他們無論如何都有音樂，因此不必在乎。」倒過來在香港，甚至是整個亞洲，柏鵬發現觀眾對古典音樂更好奇、更重視音樂的價值，不同年
齡層的觀眾都會出現在音樂會。換句話說，樂團需要創造觀眾的第一次，「大多數第一次來的人都會開始喜歡它（古典音樂），然後他們會再來。」二月初，樂團還辦過專門為幼兒設的親子音樂會。
音樂生涯忙碌數十載，驀然回首， 柏鵬最難忘還是年輕時的片刻—一個吻。廿一歲的他跟耄耋之
年的鋼琴家 Wilhelm Kempff 共事好幾天，一起演奏貝多芬鋼琴奏鳴曲。最後一天，Kempff 讓柏鵬用小提琴為他演奏巴哈的《恰空舞曲》，柏鵬形容《恰空舞曲》給人的感覺像一場宗教儀式，或盛大的祈禱。他演奏完後，即使房間裏有好幾個人，依然接續漫長靜默。Kempff 終於站了起
來，走到他身旁，一言不發吻了他。「這個吻感覺像是來自整個世代的偉大藝術家祝福，這也是我最後一次見到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