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新書《秋鯨擱淺》，就像讀一部帶有故事性的香港文化誌，或是一位八十後文藝女生的文藝筆記，從《異鄉人》、《白鯨記》，到蘇軾、蕭紅、白先勇，以至《丹麥女孩》、《櫻桃小丸子》、《言葉之庭》等等，對於與作者為同代人的我而言，一頁一頁讀來，處處似曾相識，而這份似曾相識，不單指書中的文化指涉，更是故事承載的情懷。

有說長篇小說作家善於結構，而《秋鯨擱淺》結構安排之嚴謹，可算是教科書式的（我甚至懷疑作者在寫作計劃裏不但有固定的章節數目，或許連每節字數都規範了）。《秋鯨擱淺》以二〇一〇年後的香港作背景，故事以三條平行的叙述線展開，環繞三位女生的遭遇：跟父親有糾結關係的老師，也是主角的游敏兒；從內地來港而遭同學排擠的學生蘇月秋；在社會運動中受傷而腦震盪昏迷的楊閱。

從三位角色的個人背景與掙扎開始，三條平行線慢慢發展、交接，但又再轉折分開，並穿梭於現實，甚至超現實之中。作者蔣曉薇以熟練的文字功力與技巧，帶領讀者一步一步經歷這三條平行線的交錯，而不能不提的，是當中大量運用了比喻修辭。

《秋鯨擱淺》一書的比喻修辭，俯拾皆是：「楊閱的臉，她的皮膚像鯨魚和海豚的皮膚一樣濕潤光滑，沒有半點傷痕或皺摺」、「十五歲的她，已經認知到從海上歸來的男人，就是從海洋吹向陸地的季候風，總會帶來暴雨和陰晴不定的天氣」、「閘門上鎖上的鐵鎖，如同蘇月秋的嘴巴閉得緊而又緊」、「生活還是布滿霉菌的濕毛巾，破洞只會越來越多」等等等等。

諸如此類每兩三段就會出現一次的比喻修辭，有明喻、有隱喻、有借代，一方面巨細靡遺的描述書中涉及的每一個細節，另一方面以「比喻修辭」本身，回應全書以「秋鯨比喻主角比喻香港人」的大比喻。以上兩點，我都明白，但我懷疑的是，以如此大量修辭而放棄了閱讀的流暢度與投入感，這樣的手法，真的值得嗎？為什麼作者會用上這麼大量明顯不過的比喻呢？

我可以想到的是，或許，這就是作者想製造心理距離──讀者與角色的心理距離──好以帶有觀察的距離感，投入這幾位「異鄉人」的情懷。

在推薦序中，董啟章歸納《秋鯨擱淺》為「本土情懷書寫」，是「融合個人經歷和地方集體生活回憶的寫法」，「言情，也言志。所謂志者，指的是對人生對世事的理想、理念、追求、想法、態度、立場等等，但志不離情」，而無論在書內書外，作者的確多次表明，《秋鯨擱淺》言有關「異鄉」之志，而不離「異鄉人」之情。

作者清清楚楚以「異鄉人」指涉書中的角色，在游敏兒與蘇月秋的秘密書信來往，她們以「異鄉人一號」與「異鄉人二號」相稱，一位是快認不到原地是家鄉的異鄉人，另一位即是真的離鄉背井身處異地的異鄉人，而到故事末段，作者直截了當的將自己對異鄉的理解，借主角游敏兒的處境寫了出來：「她忽然明白，她走了這麼遠的路，目的就是要明白心與家的距離，似乎只有當過真正的異鄉人，方知道家的真正意義」。

無疑，這是作者的言志。當志不離情，放於《秋鯨擱淺》之中，就成了浪漫，作為異鄉人的一種浪漫。

浪漫，是窩心的，往往能帶給人希望，但有時，浪漫的其中一個定義，即「不真實」。當某一種處境、某一種對家鄉的失落，彷彿現實到不能容下半點浪漫之時，那一份對家鄉的情懷、對失落的浪漫，其實，很難拿捏。這一份眾人似曾相識的失落，經過文字，成了浪漫，可以成為浪漫的失落，也可以成為陌生的情懷。

作為城市比喻的《秋鯨擱淺》，在我讀來，始終念念不忘的一句話是「擱淺是為了活命」，而擱淺以後，命，真的能夠活下去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