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走了，然後回來；有人來了，又離去。香港這個地方總讓人又愛又恨，每過一段時間，便會有一波移民潮，但走的日子久了，又心心念念，想着回來，或許這就是所謂的鄉愁。
文壇祖師奶奶張愛玲一生流離，從上海、香港到美國輾轉徘徊，身雖落戶，心卻彷彿無處寄居。她總以為家中物件不需要多，多了便有了念想，有了感情，最好一切從簡，一個皮箱裝下便可遠走。
值得留戀的人
如果說張愛玲視愛國情如愛情，對每個地方的感覺猶如面對舊情人；那麼對她來說，鄉大概不是一隅空間，而是繫在心頭的人。
跟隨丈夫賴雅移居美國後，張愛玲依然不絕與在港友人的書信，而這在港友人其實就是她指定的遺產執行人宋淇夫婦。裝滿了三個紙箱的書信和相片中，除了是和宋淇之間，關於文學、工作和生活的討論和關切，更多是她與鄺文美的閏房絮語，聊聊日常，說說衣飾，說着自己對誰和誰的想法。
三人識於張愛玲第二次來港。那時，她已是成名作家，無心完成為避戰禍而未完的學業，在報章上恰好看見時任美國新聞處主編的宋淇刊登招聘廣告，以高稿費徵募翻譯高手，便先後遇上了宋淇、夏志清等人。因着對文學和《紅樓夢》的熱愛，宋、張二人一見如故，總是聊個不停，甚至後來一起編撰《紅樓夢》劇本，可惜原稿早因大火失傳。至於宋太太鄺文美則本來只與張愛玲工務上聯絡，但因一次合譯《睡谷故事．李伯大夢》，變成了至交好友，張甚至會分別寫信予宋和鄺。
在書信中，張曾言：「不過有了你（鄺文美）這樣的朋友之後，也的確是寵壞了我，令我對其他朋友都看不上眼。」宋淇之子宋以朗也分享：「張愛玲在美國時總想像我媽媽坐在她面前，像昔日在香港，二人事無大小地漫談。」
如果大家還記得那張廣傳於世的張愛玲旗袍照，張遺留的三箱書信中，便曾夾着那麼一幅設計圖，上面寫着：「叉不要太高，和宋太太一樣就可以了」
宋家客廳
1961年，張愛玲為了增加收入以支付丈夫的醫藥費，又礙於越洋編劇修改費時，只好回港專職寫劇本一年。宋以朗憶述：「那時，她退租以後才發現劇本有未完善處，便來了我家借住。我讓出了睡房給她，但我對她並沒有什麼印象，就是個高高瘦瘦的女子，深近視卻不戴眼鏡，一直埋首寫作，不怎麼與小孩交流。」
宋以朗自言不是張迷，但張愛玲的印記卻在宋宅處處可見。書封面佔據了一面牆、滿書架的張氏研究、傳記，最顯眼莫過於餐桌旁樑柱上掛着，獨立一幅的《傾城之戀》舞台劇海報。
或許是認真的態度，又也許是久經訪問，宋以朗對張愛玲的往事，以及家中珍藏，可謂順手拈來。他笑言自己這些年，能說的其實早已對記者說了不知多少遍，現在就如老劇本，變不出新的情節。
事實上，宋淇又豈止是張愛玲遺產執行人，他不僅家學淵源，更是不少詩人的提攜者，與錢鍾書平輩論交，一生好友還有傅雷、夏志清等文壇名家。在他客廳中，那張1949年從上海帶來的鐵製扭花餐桌，更是成就了不少當年燴炙人口的電影。
那時，宋淇加入了電懋電影公司並深受器重，他在其中創作和監制過不少當時燴炙人口的電影，包括張愛玲編劇的《南北一家親》、王天林導演的《野玫瑰之戀》和他自己編劇的《有口難言》和《南北和》。宋以朗憶述當年父親幾乎每天都在家裏馬拉松式開會，雖然父親不抽煙，但其他與會者為了提神總讓家中煙霧瀰漫。這些創作會議總是漫長而費神，明星們會以各種理由要求修改劇本，其實就是在爭取戲份，以致每每完成會議，宋淇都要靠安眠藥助眠，使身體更差。問及他對這段日子的印象，宋以朗打趣道：「我們不會很興奮地出來看明星，只會躲於房間，不想理會外面的勾心鬥角。」
《記2019‧城傾》
張愛玲筆下的《傾城之戀》，寫的是來自上海的失婚婦人白流蘇遠赴香港，與回流的浪盪子范柳原在愛情角力中找回真情的故事。 張愛玲深愛《紅樓夢》，她的作品也處處有着《紅》的影子，在大歷史下的私歷史。
《傾城之戀》是兩個小人物的愛情故事遇上日軍侵佔的歷史洪流，是舊時代女性在新舊思想中的掙扎，是無根浪子面對不了自己的身分認同。不禁讓人想起，那麼我們這個時代呢？在我城動盪不安中，人是如何自處？如果出走，又是否還有回望的鄉愁？
這次借《傾》的故事，放在2019年香港重新演繹微電影，我們特邀宋以朗先生借出居所，在古韻中，感受張愛玲筆觸。固然篇幅有限，難比小說豐富，更莫論其內蘊精神價值。但我想，對於香港，對於香港人，就如書中所說：「有一天，我們的文明整個的毀掉了，什麼都完了，燒完了，炸完了，塌完了，也許還剩下這堵牆。流蘇，如果我們那時候在這牆根底下遇見了……流蘇，也許你會對我有一點真心，也許我會對你有一點真心。」
拍攝那日陽光依舊，陽台仍栽着張愛玲最愛廬山一角的兩株花草。
鳴謝：宋以朗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