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愛玲紀念專題】李桐豪：哀愁如籤詩

系列前言：談起張愛玲，我們會想起她一生曲折的際遇，斐然的文采才情，以及愛恨交織的戀愛韻事；也會想起她筆下形形色色的人物，還有每個萬轉千迴、緣起緣滅的故事。她看過城市的華美與悲哀，見盡時代的浮華頹唐，她以辛辣冷峻、細膩深長的筆調，道盡人世間各種蒼涼惆悵。今年是張愛玲百歲冥誕，如今我們再翻閱經典，無論愛情觀、美學品味，以及女性書寫，都是更堪細味。（黃靜美智子策劃）

後來，我回到了台灣，但還是想着香港。

撤退到日常生活裏，吃麵買水果買零食，種種小額消費倒出皮夾裏的零錢應付，攤在掌心裡銅板總還是藏着一枚港幣。去年赴港兩次，一次八月底，一次九月底十月初，都是去採訪。採訪日程跟着《立場新聞》直播跑，哪裡有催淚煙，就往哪裡鑽。街頭巷戰烽火連天，面對滿目瘡痍，腦海不免要岔出心神這樣想：這個遊行集合公園是喬琪喬和葛薇龍年節逛過的、那個馬路上跑着電車是王佳芝話劇散戲後搭的、對街坡道往山上去是白流蘇低着頭和范柳原走過的……二○一九年，人在香港，還是想着香港，小說家的香港，一九四○年的香港。

那是八月最後一個的星期四下午，愛丁堡廣場有中學生集會，陽光傾盆而下，曬在身上沉甸甸的。年輕孩子蒙着面輪番上台發表演說，新生的喉結喊着殺氣騰騰的口號，如青春的雞鳴，不知是常態還是錯覺，我在那樣的活動總特別容易見著年輕的戀人在光天化日下接吻和擁抱。孩子們身處的廣場後頭是港灣，港灣後頭是九龍。散會後隻身走到碼頭，眺望對岸尋找着半島酒店和天文館的方向的同時，那句子就在腦海冒出來：「那是個熱辣辣的下午，望過去最觸目的便是馬頭上圍列著的巨型廣告處於，紅的，橘紅的，粉紅的，倒映在綠油油的海水裡，一條條，一抹抹刺激性的犯沖的色素，竄上落下，在水底下廝殺的異常熱鬧。」小說家借白流蘇的嘴說着：「在這誇張的城市裏，就是栽個跟斗，只怕也比別處痛些。」

小說家一生兩度在這個誇張的城市長期居留，一次是一九三九年到四二年在港大讀書，一次是一九五二年到五五年於美國新聞處謀職（一九六一年，她自香港和台灣尋求機遇，是短暫停留，不算數。）一九三九年，她考取倫敦大學獎學金，準備前往英國留學，卻因二戰爆發，持倫敦大學成績單改入香港大學文學院，四一年十二月，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佔領香港，隔年，她輟學返上海賣文為生，發表《第一爐香》、《茉莉香片》、《傾城之戀》等幾個短篇小說，隨即以《傳奇》之名出版，意即為上海人寫的香港傳奇，名震上海灘。

她自海上來，其後，在兩岸三地長出不同樣貌的花卉，台灣讀者識她為文藝青年祖師奶奶，在中國她是小資代言人，小說家愛看蹦蹦戲愛讀小報，關於她的通俗，沒有誰能比香港人更理解這一點。通俗小說教主亦舒、李碧華和她的師承已經擺在那邊了，許鞍華三拍小說家，近日找來了馬思純和彭于晏搬演《第一爐香》，TVB早於一九八四年《儂本多情》老早就將該故事偷天換日，張國榮、商天娥化名詹時雨、莫笑儂演喬琪和薇龍的故事。而林夕、周耀輝、李焯雄、黃偉文這班才子為靡靡之音填詞，從小說家那兒更偷來不少寶貝：李有紅白兩株玫瑰，林有《色戒》，周有《華麗緣》，黃偉文則是《小團圓》與《詩與胡說》。

香港在小說家筆下是一座「華美的但是悲哀的城」，香港人愛她，她對香港也有羈絆，早年在散文《餘燼錄》表明心迹：「我與香港之間已經隔了相當的距離了——幾千里路，兩年，新的事，新的人。戰時香港所見所聞，唯其因為它對於我有切身的、劇烈的影響，當時我是無從說起的。現在呢，定下心來了，至少提到的時候不至語無倫次。然而香港之戰予我的印象幾乎完全限於一些不相干的事。」離開香港，還是想着香港，小說家是這樣，她小說人物也是這樣。

白流蘇在香港談了一場灰頭土臉的戀愛，挫敗地返回上海簡直是身敗名裂了，親友之間怎樣惡毒的話都說得出口：「一個女人上了男人的當，就該死。女人給當給男人上，那更是淫婦；如果一個女人想給當給男人上而失敗了，反而上了人家的當，那是雙料的淫惡，殺了她也還污了刀。」忍辱負重捱過一個秋天，男人寄來船票要她再來香港一趟，再沒尊嚴，還是義無反顧地回去了。回不了故鄉，離不開香港，小說人物對這個城總有異樣的情感，譬如《第二爐香》的羅傑：「香港，昨天他稱呼它為一個陰濕、鬱熱、異邦人的小城；今天他知道它是他唯一的故鄉。他還有母親在英國，但是他每隔四五年回家去一次的時候，總覺得過不慣。」

譬如《第一爐香》的薇龍：「薇龍嘆了一口氣，三個月的工夫，她對於這裏的生活已經上了癮了。……薇龍突然起了疑竇——她生這場病，也許一半是自願的；也許她下意識地不肯回去，有心挨延著……」又譬如上海青年聶傳慶在港大讀書，明豔大方女同學言丹朱可謂是這個殖民城市的化身，青年男女糾糾纏纏好些時日，青年在小說最後恨恨地踹了女同學一腳，「丹朱沒有死。隔兩天開學了，他還得在學校裏見到她。他跑不了。」

跑不了了，小說家和她的小說人物沒打算離開，讀者也就沒有想逃的意思——即便是那一天的狀況那樣險峻，還是想起了她。那一天上午，我在灣仔下榻的飯店房間打開電視，這一台是天安門閱兵大典，那一台是女高音粉墨尖聲高唱《我和我的祖國》，那一天，打開旅館的窗子，藍天白雲，天氣晴朗，往下俯瞰，空蕩蕩的軒尼詩道這一側有慢跑的老外和遛狗的老婦，那一側一整隊防暴警察整隊往銅鑼灣的方向前進，「大考的早晨，那慘淡的心情大概只有軍隊作戰前的黎明可以比擬，像《斯巴達克斯》裏奴隸起義的叛軍在晨霧中遙望羅馬大軍擺陣，所有戰爭片中最恐怖的一幕，因為完全是等待。」那是《小團圓》的開場的句子。

終於到了這一天，二○一九年十月一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建政七十周年。入夏以來，一百萬人、二百萬人上街、遍地開花連儂牆、罷課罷買罷食、香港之路搭人鏈，願榮光歸香港，香港人始終在街頭。七二一元朗慘案、八一一射爆義工眼睛、八三一出動藍色水炮車鎮壓，太子站無差別攻擊乘客……書房裏的學者專家預言街頭上的香港人撐不過十一。時間一天一天倒數，中共國慶前最後的週末，九二九血腥星期天，警察把示威的女孩撲倒在地，扒開衣衫，警察挾持示威男孩當作人肉盾牌，警方共施放了三百二十八枚催淚彈、三百零六枚橡膠子彈、九十五枚布袋彈、七十九枚海棉彈，入夜後是持續一夜一日的大抓捕，全城形同戒嚴。警察當街抓人、跳上公車，拿着槍和手電筒照着每個乘客的臉，逐一盤查、強闖民宅，隨意安插罪名，就把記者押走，然後，十一來了。

這一天的活動也跟其他的活動沒什麼兩樣，遊行喊口號，和平理性非暴力，但走著走著就會聞到刺鼻的煙味，人羣尖叫。香港警察與示威者在干諾道中對峙，一方是多輛裝甲車和水炮車集結，一方只能藏身在傘後戒備着。警察催淚彈並非朝半空射出拋物線，而是水平射向示威者。防暴警察衝上來，揮舞的警棍將我們驅趕下橋，往金鐘道走去，那邊又是一個戰場，一顆又一顆火炮彈與汽油彈在我們面前炸開。示威者的雨傘防線被擊破了，人羣四下潰散，有逃往灣仔，有從太古廣場後頭的山路跑上香港公園，站在半山腰回頭一望，港幣上的氣派建築的方向，繁華的中環，冉冉冒着黑煙，已然是戰地。

「一個大城市傾覆了」，一個火球在我面前炸開，煙起就躲，煙散繼續前行，紊亂的街頭多走幾次，就會習慣那樣的節奏，習慣在眼淚中往前走，一條軒尼詩道從白天走到黃昏，從黃昏走到黑夜，SOGO廣場，遠方一聲槍響，兩聲，三聲，四聲，五、六、七、八、九、十，數到後來已經不敢往下數，頹然坐在商店台階上，也無力再往前進，反正事情就是這樣了，槍響之後是巨大的沉默，耳際是一片轟轟然的耳鳴，抗爭者也許都被抓了，也許都成功逃走了，總之警察都撤退了，掏出手機看着時間，九點二十八分，「我們真是這樣睜著眼睛走進去的，沒有瘋狂」。

環顧四周，不知何時馬路上三三兩兩坐滿羣眾，眾人皆像是跑了一場四十二公里的馬拉松一樣疲累。羣眾的神情一臉迷惘，或者是因為我太迷惘，看誰都以為他們神情也是迷惘，此刻，人行道上不知哪裏冒出來一個阿婆，拉來一推車的物資，一紙箱一紙箱的濾毒罐、礦泉水、雨傘和口罩。有人把身上多餘的物資放進去，也有人取走他們所欠缺的，患難之中，誰都是這樣仰賴陌生人的慈悲。

沿着一地的冥紙走回飯店，銀行提款機被燒得焦黑，地上有彈殼和染了血的衞生紙，暗夜的街一家燒臘舖子亮燈做生意，小店裡滿滿的人，每張桌子小盆小碟堆了滿桌的食物，燒鵝叉燒油雞，不可能不在那樣的情境下想到小說家，她在《餘燼錄》追憶她和同學如何在香港陷落後滿街的找尋冰淇淋和嘴唇膏，她們立在攤頭上吃滾油煎的蘿蔔餅，尺來遠腳底下就躺着窮人的青紫的屍首。

小說與現世，真實與夢境，在當時已經疲倦得無力分辨，我和燒臘舖子裏的食客一樣，只是默默地吃着眼前的食物，艱難的時刻也許更要吃飽，今天上街，明天還要上班，這是香港人的務實。

那些書房裏的專家學者說香港人撐不過十一的預言到底是失效了，但小說家八十年前寫下關於香港的小說、散文猶可應驗此時此刻的際遇，舉例如下列的句子，哀愁的預感如同籤詩一樣：「個人即使等得及，時代是倉促的，已經在破壞中，還有更大的破壞要來。有一天我們的文明，不論是昇華還是浮華，都要成為過去。如果我最常用的字眼是『荒涼』，那是因為思想背景裡有這惘惘的威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