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藥可以結束一個人的性命；人死了，一切皆完結；酒不同，酒不會立刻結束人的性命……」，其實，文字又何嘗不是？寫故事的人逝去了，但在文字裏卻是永恆。6月8日，香港作家劉以鬯先生在東區醫院逝世，享年99歲。先生是作家亦是報人，生前佳作等身，中短篇小說、微小說、詩體小說、故事新編都寫得精妙。他亦曾為香港文學「正名」，說「香港不但有文學，而且有站在時代尖端的文學」。
滬港的時空錯置
上月底，哈佛大學講座教授王德威所做《否想2046》的演講，以王家衛的經典電影《2046》作開端：梁朝偉飾演的作家周慕雲，六十年代住進東方酒店的2047號房間，面對2046房間裏進進出出的女性客人，情傷之時開始創作小說《2046》—「『2046』像是一個不可解讀的密碼、一個時間點、一個房間號碼，亦是一個未來的地方。」焦點由此被移至一個關乎香港的時間軸線，「在這個時間點，所有的記憶永存，『2046』是一個理想的、時空最後交匯的烏托邦」。
細想來，這一番時空與香港未來的交錯，背後藏着的莫不是劉以鬯和他的《酒徒》。王家衛因受《酒徒》啟發拍攝《2046》，又令梁朝偉化身劉以鬯，在電影的結尾亦不忘特別致謝。儘管作家曾在一次訪問中表示「他（王家衛）對我瞭解不是很深」，但不論《花樣年華》還是《2046》，能投射出如此林林總總的時空光影，莫不得益於劉以鬯小說中「時」與「空」的魔法。
結尾大逆轉
都說劉以鬯的小說具有現代性、實驗性。在我看來，他作品中的「surprise ending」有着對時空趣味性的思量與編排。小說《打錯了》最為讀者津津樂道之一，文章上下兩部分，在空間上無絲毫改變，連文字也相差無幾，唯一通電話、幾句對白，主人公陳熙從一宗巴士事故的受害者變作目擊者。劉以鬯不止寫種種生活所呈現出的情與事，還將未呈現的、命運的殘酷與善意和盤托出：時間的一個錯置，成了一線生死的擦肩。《打錯了》作於1983年，後與其他短篇一起集結成冊；20年後，陳奕迅唱出黃偉文寫的：「遲兩秒搭上地下鐵能與你碰上麼，如提前十步入電梯誰又被錯過」，頗有20年前《打錯了》的意味在其中。
除了時間，劉以鬯對空間的結構性思索也是其小說奇妙之處。2013年，95歲的作家仍說想寫一個故事：兩輛電車對開，一輛從筲箕灣到西港城，另一輛由西港城行至筲箕灣，故事就發生於這方向完全相反又偶然交錯的電車。作家以電車路線為軌跡，將寫作的觸角延展，寫人情更是寫城市。
愛走走看看
劉以鬯小說中錯置的時與地，環境的描述是如斯的細緻入味，一切源於他的觀察力。傳媒人區家麟曾說，劉以鬯愛「看」：「他走在又一城，不望地面，他一路抬頭，目光銳利，留意五光十色的名店櫥窗。……坐在車上，他注視後退的街景，短短幾分鐘路程，他一直在看風景，說這裡沒變，那邊也沒變。香港電臺的大堂，有古董舊相片陳設，一般無人問津，過客們掂行掂過。劉以鬯二話不說，獨自走到展覽櫃前，凝神細看。」
與居港三十年卻少寫香港的徐訏不同，劉以鬯字句間都是香港。巴士在彌敦道上疾馳，新樓林立兩旁，掛著值得一看的招牌；男女相約，是去「利舞臺」，去百老匯戲院看那《亞爾瓊遜傳》，或去「皇室」看一齣《花樣年華》；吃宵夜，去九龍飯店，皇后道「鑽石」的滷味極好，適合下酒；主角噓噓的口哨不吹別的歌，但要吹那《勇敢的中國人》，唱片播放的是《愛你三百六十年》和《今天不回家》；旺角的食肆供應蝦餃、燒麥、春卷、果粉與叉燒包；人們炒金、炒樓、炒股票，抱怨著香港的治安也背負著賣子的困窘……
除了實體的都市空間，他的想像空間更加廣博。微小說《旅行》中，敘述者想著徐霞客的石灰岩地貌，想和80天環遊世界，想跟隨阿龍納斯到海底，也想看龐貝城的酒肆、捉吳哥窟的蝴蝶……空間何等無邊，卻只能在別人的書裏、思想裏獲得，結尾才猛然發現，敘述者是個失去雙腿的殘疾人。
其實，那一對相互倒置的郵票、那一雙各奔東西的飛鳥、黑與白既分明又相間的色彩……又何嘗不是對空間結構的另一層解讀。
上海與香港的錘煉
從上海到香港的作家不少，但劉以鬯的人生歷程不止留在文字裏，在他身上亦混合手廿月山被兩個城市浸染、錘煉過的氣質，好似一杯「鴛鴦」—溫文爾雅、平易近人地勉勵後輩，如同奶茶的柔和與絲滑；而日寫餘萬字、奮力創新的劉以鬯又似咖啡因般不竭躍動。
作家令我想起上海的「老克勒」，那是一種風範、一種講究。在人們通常的見解中，「老克勒」指那些較早接受西方教育的上海人，他們大多出身背景不錯，受良好的教育，彬彬有禮、有品德、有文化、有視野，講究生活的品位和情調，又還帶着點上海人的「腔調」。劉以鬯似乎全都符合，父親是英文翻譯官，哥哥是宋美齡的機要秘書，家境不錯。就讀的聖約翰大學，是美國聖公會在上海創辦的「東方哈佛」。導演黃勁輝拍攝的紀錄片《1918》裏，劉以鬯提到，在上海聖約翰大學讀書時，老師比較嚴格，讓學生背誦莎士比亞的英文原句。這造就了他良好的英文和文學功底，直到影片拍攝那時，他都還能背上一段。
此外，無論何時，劉以鬯同太太都以白淨面龐、俐落得體示人，在報紙副刊輝煌的年代，作家尚可以稿費維持有品位的生活——「半島下午茶、中環希爾頓酒店開幕後吃十多元一份自助餐，都是普通事情。」
如果說上海代表着一種青春年少的赤誠，那我想劉以鬯始終懷揣著他心中的「小王子」，不曾丟棄。訪問的作者同時形容，劉以鬯「喜愛跟我們分享小小藍莓雪糕鮮奶油夾餅」。訪問間歇，找不到洗手間無功而返的作家，講著帶外省口音的廣東話，在太太面前像個發脾氣的小孩。有時講座上，劉以鬯收到同學們有趣的提問，也會顧自地笑起來，引的在場觀眾也跟著他一起歡笑。
在上海流連過「孤島」，與那些南來到香港的上海人一樣，如《酒徒》所說「香港在招手。北角有霞飛路的情調。」仿若一個避世的、懷戀的空間，這個空間又永遠代表那個時空，劉的文字像時空隨意門，現代細閱又回到那個空間。但很快，他為寫稿、為文學，當然也是為一份生計撲心撲命、不竭創作的精神，又似乎與一個勤勤力力「搵一啖食」的香港人形象無異。未曾生於斯但長於斯的作家，一邊「娛人」一邊「娛己」，在報紙副刊衝鋒陷陣，「在忘掉自己的時候尋回自己」；得以如此，也正因香港這一獨特、包容的文化空間。
而他亦回應着這座城市，鼓勵新的作家，開設「我之試寫室」，不只自己力求與眾不同，也教那時的年輕作者們敢於嘗試。先生不是隻身來港，他帶著中國新文學的傳統而來，香港又令這種傳統於「在地化」的寫作中得以保存、得以延續，共同譜寫了新的「雙城記」。
先生近百仙逝，走過一世紀，但仍有太多不舍。這別離，留下創新的執著和敘事的精妙，令人們扼腕歎息一個時代的落幕，卻又好似直頭直面地上前詰問「文字的繼承者們，你們準備好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