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下旬，詩人鄧小樺走出理工大學被捕後，小說家董啟章在其Facebook專頁發表短文。他寫到，作家有兩種取向，一種為親身接觸現實，直接體驗現實以待日後着墨；第二種抽離現實，運用虛擬和想像力，書寫真幻不分的境界，但「無論屬於哪一種，一個真正的作家，也不會對時代的危機不聞不問」。
董啟章自己，也無法對時代的危機置若罔聞。自今年6月起，他調整了自身的寫作節奏和習慣。原本他計劃在這時候開始寫新作，但置身社會大變，心情難免受影響，一時擱下了寫小說的筆；原本他較少會在專欄或網上撰文回應當時期發生的事，在幾年前也強調過「必要的沉默」，但見社會發言空間日漸收窄，他也感受到發聲的迫切性，「情況比幾年前嚴峻得多，我也有些改變，覺得在此情況下，盡量在創作以外表達意見。」
兩種作者
單論文體題材與寫作風格，董啟章無疑傾向他所說的「第二種作者」，但他也會有「第一種作者」接觸連繫現實的衝動，「事實上，我始終忍不住把寫作題材連接比較相近的世界狀況。」
以長篇小說著稱的董啟章，坦言即使想透過小說回應世界，小說也有它的限制，「長篇又或小說本身是難作快速回應」。作家經驗事件後要沉澱，沉澱後執筆寫作，寫作後交予出版，得到回響時已經與事件在時間上有一段距離。
不過這對小說來說，也不是大問題，「如果事情重要，無論過幾多年，都值得再作主題去處理。問題是，到時能否處理到事件的獨特性和普遍性──獨特性是事件在當下環境有何特別；普遍性是當事情已經久遠，又或不在同社會的人看到故事時，會否感到連繫。好的作品一定兩者俱備。」董啟章說。
因此，理想的作家不能故步自封於一種作者面向。在董啟章眼中，兩種作者不分優劣，各有利弊，亦非互相排斥：作家到事件現場觀察，固然有助掌握事實及精神，但處身局中也不免會被牽動情緒，一定程度上損害自由自主；作家與現實保持距離，也可轉而深入想像空間，但其不參與也會造成想像的離地脫節。真實的直接體驗、扣連現實的想像，兩者之於文學同等重要。
小說之假
但也許，作家在當前的最大問題，並非採取怎樣的面向回應時代，而是文學在這時代面對怎樣的處境。
2018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奧爾嘉朵卡萩（Olga Tokarczuk）在獲獎演說中提到，假新聞的出現危害了小說的存在。今日謊言成為「毀滅性的危險武器」，讀者不斷受假新聞欺瞞誤導，逐漸對虛構感到疲勞，對小說失去信任，以致經常會問小說家：你所寫是真的嗎？「每次我都覺得，這條問題預示了文學的終結。」奧爾嘉慨嘆。
董啟章同意，就像香港最近幾個月充斥假新聞假消息，在虛假資訊轟炸下，的確會令人疲勞，兼開始難辨真假，甚至對小說疑惑：「為了什麼繼續作假的故事？」
「小說的假，與現實的假，是兩回事。」董啟章解釋，假新聞的唯一功能就是欺騙，其形式毫無意義，但小說的造假最終目的不是為了欺騙，而是想以虛構叙事，從假帶來不同層次的真。
文學的真
引用日本文壇泰斗夏目漱石在《文學論》的講法，文學的求真手段，就是透過製造幻惑的效果。董啟章指，真幻之於小說可謂同一件事，「真就是幻，幻就是真」。不論寫實還是非寫實作品，作家愈能製造幻象，事情或情節的呈現就愈真，讓讀者「明知是假，卻信以為真」，甚至投入感情，又或引發人改變對真實世界的看法。
所以「文學的真」並非「事實的真」，而是「經驗與感受的真」。文學不像新聞和歷史書寫般，有能力還原真相，但文學可以打開很多可能性，採取不同的視角，傳遞經驗和感受。
「文學是與經驗不能分開，就算非常虛構、天馬行空、脫離現實的文學，其實都與經驗有關。」董啟章闡釋，文學的經驗分三種。先是作者的經驗，作家的首要任務，便是運用想像力將自己的經驗化成作品；次之是閱讀的經驗，也就是作品的意義所在，包括閱讀過程中得到的任何刺激；最終是讀者的經驗，讀者帶着自己的經驗，與作者的經驗接觸，若兩者的經驗重疊，就會產生共鳴，但兩者的經驗不同，則會有意料之外的發現。
通過閱讀文學，走進他人的經驗，讀者就有機會領悟到「真的感受」。不是每個人都有能力用言語表達出感受，但好的小說就是「將未有人能講出、未成形的感受，賦予一個形態，讓人掌握到。」當有人讀到，然後頓時了解自己其實一直就是想講這件事，令人感受到一種感覺上的、真摯至誠的連繫。
「作為作者，目標是寫得真，那些意義底下的真，不敢講時時刻刻都做到。但必須提醒自己不要說謊。」董啟章如此期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