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導演陳哲藝專訪】永遠的異鄉人　《燃冬》抓住當下迷失　陳哲藝：不確定還有沒有機會再拍電影

異鄉的曖昧，貫穿起新加坡導演陳哲藝十年的創作。他說，自己是永遠的外來者。新作《燃冬》早前在香港亞洲電影節放映，緊接在港上映，三位迷失青年在凜冽的中國東北延吉相遇，折射當下年輕人的惶惑不安，也是陳哲藝對於身份存在危機的共鳴。他坦言，自己從一個危機中走出來，卻又陷進了另一個危機：「有時候會懷疑，我是不是屬於這個時代的電影導演？」

異鄉延吉　永遠的外來者

《燃冬》是陳哲藝首部在中國大陸拍攝的電影。定下三位主要演員時，他手上其實並沒有一份完整劇本。陳哲藝表示，大概已有人物設計和故事，再根據演員而為角色加入一些特質，像身份上演員和其角色都是相同出生省份、方言，除了演繹的代入感，更是突出外來者的視角。「我不是在中國成長的小孩，把故事設定在冬天並且最冷的大東北，我不可能拍出一個所謂的『東北味』。我以外人的視角去看東西，把角色設計為外來人，都不屬於中國東北的，是過客。」

劇本之所以敲定在延吉，因為陳哲藝相中該地流淌着的獨特異鄉色彩。「片子基調就有點超現實、夢幻。我發現延吉這地方時，第一次去一個中國城市卻感覺自己不在中國。到處大街上的路標、大樓、地名啊，還有品牌，基本上除了中文以外，還有韓語。街上會聽很多人講朝鮮話。」

外來者、異鄉感，是陳哲藝的劇本角色，也是他自己。「現在回去看我所有之前的電影，我就一直在漂泊，尋找一種身份認同或歸屬感。」

陳哲藝在新加坡長大，後來跑去英國讀書，待上十五年，最近又搬來香港。而他編導的首部長片《爸媽不在家》（2013）記述菲律賓女傭到新加坡家庭打工；《熱帶雨》（2019）的馬來西亞老師嫁到新加坡，在當地教書；近年的兩部新戲《燃冬》與其首部英語電影《漂移人生》（Drift），分別描寫年輕人在邊境城市相遇，以及非洲難民漂泊到希臘小島的際遇。「其實我每個片子都很個人，跟我自己一直在尋找Who am I，我的身份到底是誰。」

「我去到哪裏，永遠都是一個異類，是外來者。但是我也很習慣，應該說接受跟喜歡這樣的一個身份。」他說，因為是外來者，看到的東西有別於當地人，「就好像我去中國拍這個電影，我沒有帶着任何包袱、有色眼鏡去看。我很誠懇大方地去，這是我觀察、感受到的延吉。大家都跟我說東北很窮，但我發現這個城市很潮，因為這些朝鮮族都喜歡去韓國打工，就把潮流文化帶進來，像韓國人咖啡文化。」於是他決定在這樣的異鄉邊境，訴說三個迷失年輕人的故事。

《燃冬》的故事發生在中國東北邊境城市延吉，三位從外地來的年輕人在短短幾天相遇相知。

以外來者的視角，那麼所尋找的到底是甚麼東西？陳哲藝的答案早就埋在電影中：「人一直在漂流，我覺得我一直以來在尋找一個懂我的人吧。對，很奇怪，所以為甚麼你會發覺我所有電影裏面都是短暫的關係，女傭跟小孩，老師跟學生，難民跟導遊，是很短暫但又很深厚的情感⋯⋯它在短短的時間，但是又如此的懂你，如此的在你心裏面種下很深的東西。《燃冬》裏三個受傷的靈魂，在那個時刻就那麼需要對方，但其實它不用永遠，因為在那短暫的時間裏，留下了各自一些回憶跟情感，讓你繼續走下去。」

漂泊、流動，可有想家的感覺？「會啊，肯定會。因為同樣在我電影裏面，最後大家還是會回家。可能我非常的儒家、非常傳統。家對我來說，可能在我的DNA本身扮演很重要的一個區塊。」

對他來說，家不是一個國家或者地方。「當然我很想念我們在倫敦的那個房子，那是我們結婚後努力賺錢買的第一個房子，也是我小孩出生的地方，有很多回憶，所以會想念。雖然我是新加坡人，永遠是一個新加坡人，但是說家一定是在新加坡嗎？我覺得不是。它是跟人、跟回憶是有關聯。而且新加坡現在的變化很快速，有時候我對她已經有點陌生。基本上我從念電影學院後拍攝短片的地方都拆了。」

疫情下的迷失

《燃冬》中的迷失，是陳哲藝自疫情時期的新聞中抓到的當下九十後、年輕人印象。「不確定、迷茫，一些精神上的問題，還有不信任政府、機制等等。可能那個時候因為自己的焦慮精神狀態，我對這些情緒有很深共鳴。」當電影工業在疫情期基本上陷入停滯，陳哲藝深切感到一種存在危機：「我不確定我還有沒有機會再拍電影。我失去了一個創作者、電影人，導演的身份。」

他回想起那段足不出戶的隔離日子，同一屋簷下，太太每天在電腦前埋首工作，他則重複買菜煮飯洗衫湊仔的家務。似曾相識的家庭，刻劃在他編導的華語短片《The Break Away》（2021）。那是由美國獨立片商Neon製作，找世界各地七個導演針對疫情而拍攝成短片合集《暴風之年》。其時陳哲藝一口答應，因為他需要相信自己還能創作。「那是一種很想創作的動力，來證明說『我自己還存在』。」

因此，他對周冬雨在《燃冬》飾演因傷放棄夢想的娜娜尤其觸動，彷彿瞥見自己的影子。「如果你一輩子只懂得做那一件東西，或是這一輩子都在追這樣一個夢想，但是它停止之後，你是不懂得怎麼適應，怎麼變通，不懂得去面對自己的夢想破滅。她（娜娜）當然是一個逃避啊。你看她的狀態，雖然跟大家嬉皮笑臉，但是每次安靜的時候就抽着悶煙，心裏是有一種不安。我覺得她是還沒走出來，不懂得去面對自己的傷口和受挫，所以她一直在遮掩。」

是否屬於這個時代的電影導演？

過往陳哲藝不算是多產導演，自首部長片《爸媽不在家》如平地一聲雷，他相隔六年才帶來第二部電影《熱帶雨》。然而疫情過後他非常高產，在僅僅六個月之內完成《燃冬》與《漂移人生》。陳哲藝笑言，這兩年可能是導演生涯中最忙碌的時間，從沒有過如此巨大的創作慾望，得到拍攝《The Break Away》的機會，正好解救了自己。「我們只有很少資源和預算去拍，比我以前拍學生短片還少，連燈光器材都沒有，只有一盞燈泡，攝影機也是借回來的。但是，它讓我重新感受到，原來電影是不用花那麼多錢拍的。」

「但我從一個創作危機走出來，現在又陷進了另外一個危機。」陳哲藝似是自嘲笑道。「現在整個電影工業跟生態，我不覺得處在很好的地方。觀眾在疫情的時候很習慣看甚麼TikTok啊、Instagram那種短視頻，看streaming。我不確定現在會有那麼多觀眾可以靜下心來看一部電影。或者它需要很多特效、或者很誇張的強劇情，高潮迭起的東西。但我不是那樣的導演，我所有的電影都不是這樣。我現在有時候會懷疑，我是不是屬於這個時代的電影導演？」他慨嘆，以前自己被藝術電影滋養，有很多崇拜的電影人，「現在我拍那樣的文藝片，但時代已經變了。」

在剛過去的十月，陳哲藝挾着《燃冬》到了好幾個歐洲城市電影節宣傳。在波蘭華沙國際電影節，他翻了翻選片，沒有跑去追新戲，反倒一口氣看完波蘭新浪潮大師Jerzy Skolimowski四齣經典黑白電影。「我現在二○二三年去看六十年前的黑白電影，依然很興奮感動。電影有一種力量，讓你有很深的一些感觸、思考。」他坦言，覺得現在觀眾必須很直白地交代所有細節，「以前你會看到（電影）很多隱喻，很多符號、潛台詞。但是現在很多可能需要更粗暴、直白。我覺得電影最有魅力的地方，在於它的模棱兩可和詩意，是與不是的空間是最迷人。」

陳哲藝來港居住一年左右，談到對香港的觀察，他立即想到的是香港充滿很多電梯，也表示：「香港是一個很有魅力的城市，我現在也在開始寫一個相關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