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世界有兩種『人民鴉片』：一種是鴉片，另一種就是人民。」齊澤克如此批評過民粹。觀乎時局，講法不無道理。右翼民粹風潮席捲歐亞美洲，巴西、印度、波蘭乃至菲律賓、土耳其、匈牙利變天之後，民族主義抬頭，政府呈現專制傾向，而左翼民粹政黨如希臘激進左翼聯盟（Syriza）屈服於三頭馬車，西班牙「我們能」（Podemos）競選政綱則溫和得過分。人民之名高高舉起，不論有意無意，最後都輕輕放下。
雖則民粹污名至此，依然有辯護人。比利時政治哲學家墨菲（Chantal Mouffe）近作《寫給左翼民粹主義》（For a Left Populism）就可視為一份簡短宣言。透過重新定義人民、民粹、政治與左翼等詞彙，墨菲試圖為後政治時代的民主抗爭運動建立理論基礎。
人民從來是個可疑的字眼：二百萬遊行人士是人民，「沉默大多數」又是人民。齊澤克對人民一詞有所保留，有其理據。不過與其棄「人民」而不用，或者更應該問一個洪席耶（Jacques Rancière）念茲在茲的問題：是哪一種人民？
墨菲主張，人民並無任何本質，亦非不證自明的先驗存在，而是通過統識（hegemony）論述建構並操演出來。透過劃分己方與他者的政治疆界，人民組成求同存異的等值鏈（equivalence），相對於「對手」而成立。所謂民粹政治，按拉克勞（Ernesto Laclau）理解，就是將人民對立於建制，並以空洞能指（empty signifier）統合箇中不同訴求。換言之，「人民」本身就有民粹性質。民粹既非意識形態，亦非政治體系，而是一種論述策略，隨時可為右翼所用，以血統或出身建立起本質主義的國族身份。問清楚「哪一種人民」因而相當關鍵。
民粹之所以要左翼，在於其平等價值觀。自由民主政體（liberal democracy）本身蘊含衝突張力：自由帶普遍性，確保政治多元；民主卻要界定你我，挑戰管治的合法性和排他性。兩者競勝協商，亦能互相制衡。然而西方世界自戴卓爾—列根時代起，競勝局面打破，逐步邁入後政治困局：新自由主義成為新統識，寡頭金融資本獨大之下，經濟自由壓縮政治自由，政治已抽空成管理專家與技術官僚的範疇，所有不滿中間派共識的異見者─例如桑德斯和特朗普的選民─均被視為極端分子。平等變成禁忌，人民主權淪為空話，此時重提民主及其平等面向就成為極度政治化的舉動。
墨菲為左翼政治力量勾勒出相應策略：界定「人民」與「寡頭」之別，以「公民」名義統合一眾抱持異質民主訴求的羣體，包括就業不穩的工人、面臨下流的中產、移民、性小眾等；利用論述或藝術激發羣眾的情動力量，建構一套「常識」取代既有共識，重新闡發主體性及身份認同；透過民主程序介入現存政治秩序，將國家轉化為表達各式要求的載體，服務於民主基進化。左翼民粹作為一種策略，旨在創造出一種人民，締造代表自由與平等並存的公義社會統識。
香港反送中運動發展至今，即使語境有別，策略類同民粹之處亦不少：以「公民」為最大公約數，串連起各界人士（由全港學生、專業人士乃至國際社會）建立求同存異的等值鏈（勇武派與和理非不割蓆不篤灰不分化），統合一眾異質抗爭（由反送中到反警暴），創造新常識話語汰換舊認知（以黑白良知取代黃藍政見），用藝術手段凝聚人心（《願榮光歸香港》）等。至於左翼成分，一如墨菲強調，民主基進化因其平等本質，必然有反資本主義的面向。罷工罷買雙管齊下，以至有網民呼籲參照合作社模式成立抗爭經濟圈，重奪生產資源以支援運動，則呼應柄谷行人所謂勞工運動結合消費者運動，恰能體現民主抗爭如何扣連反對經濟壟斷。
反之，香港民主運動對左翼民粹主義又有何啟示？除了印證墨菲所羅列的策略，香港示威者起碼有兩大創舉：一是示範如何無領袖而有組織，無大台而有共識；二是保持運動熱度近四月而不衰。正如維根斯坦所示，忠誠的基礎「不在理性，而在特定生活的參與」。香港人幾個月來的血汗，滲入民主信念，就變成信仰；注入身份認同，就催生出「公民民族主義」（civic nationalism）。民族認同今日依然是不可忽視的政治力量，連墨菲也呼籲左翼爭取將國族認同導向較平等的面向，假如香港保持到社會學家愛茲安尼（Amitai Etzioni）所謂「優良民族主義」，或者能垂範全球，在全球化及右翼版狹隘民族主義的夾攻之下，為民族政治開闢進步的出路。
作者：尚塔爾．墨菲（楊天帥譯）
出版：手民出版社
售價：港幣88元（序言書室）
作者簡介
陳國榮，半個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