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在一個文學節目上，嘉賓們談論流亡文學。甄拔濤說人類最初本就無家，先民過狩獵採集的生活，哪裏有食物就去哪裏，直到農業社會出現，人才有了心中的根，往後也有了離鄉別井的觀念，有了Diaspora流離這個字。
他回憶人生，年輕時活了將近二十年，從未想過要坐飛機到哪裏去，雖然大學讀的是英國文學，卻因為年青，囊中羞澀，未敢想過要走遍西方文學提過的地方。直到第一年當老師的暑假，他用積蓄遊歷英法兩國。走在倫敦的陰天下，到過泰晤士河畔邊當時新建的泰特現代藝術館，在法國的巴黎鐵塔下落了剪影，到南法看了鄉村繁花盛放的法式花園。外國的月光如此美麗，他第一次感覺樂而忘返，戀戀國外風光，直到十多年後的今天，人在海外飄蕩過，才發現這世上原來誰都不來也不去，此心安處即吾家，一個人在成長路上落的根並不會改變，心心念念的根不是扣在手腳上的鎖鏈，自南到北，內陸到沿海，人都去留自如，但遊子不畏離家，是因為回家的路始終深印腦海。
甄拔濤回憶說，自己第一次乘飛機離開香港，真正有「離鄉別井」的滋味，是某年大學暑假，他獨自飛往上海當交流生，上午在大學學習中國的新聞學，飯後下課便找地方遊玩，一個人在上海的四合院，巷弄與外灘蹓躂，過了寧靜的時光。
大學畢業後，他當上廣告撰稿員，想過轉行當記者，想到廣告業的經歷，才為自己找了一份看似不那麼需要吃苦的教職，並在中學教了十二年英文。那時學校一放暑假，他就飛往台灣，比起外國，他更喜歡台灣的夏天，走在台北街頭享受市聲，滿街都是咖啡香，寶島上書店林立的景致醉人。
年輕的他於是曾夢想，有天如若能在台灣生活退休，想必美好，然而每次暑假完結，他都準時回校授課，卻總在課上拿出一系列Lonely Planet的旅遊書，想學生從書中學習英語，並看看眼前的世界有多大，他說人的視野應當開闊，人生處處是未完的旅程，除了課業和考試，人要相信未來的複雜性，並在生活中種下希冀和好奇。
留英生活
困在學校十幾年，他說服自己要飛到更遠，辭退教職後，甄拔濤到英國修讀編劇碩士。初到英國不久，踏入冬天，遇見倫敦的雨季，城裏總是陰天，他始終不慣工作至深夜，街上漆黑一片，肚餓找不到營業的店家，後來才知道想吃宵夜只能駕車到中國城。
居英的那一年，他也沒有上傳關於英國的照片，把他社交平台的帖文掃一遍，那時他天天轉發雨傘運動的新聞，說自己總在倫敦半夜驚醒，醒來便往枕頭下抓出手機，追看運動最新消息。相片中，學生撐傘前行，一場大雨剛澆滅了催淚煙，下一枚催淚彈又再擲下來，叫他一心想奔回香港，卻被朋友勸阻，他只好在異鄉埋首以英文書寫有關香港民主運動的文章。只要哪天想念香港，他就進城裏吃鼎鼎大名的旺記涼瓜排骨飯。
下學期開始，雨傘運動亦無疾而終，香港踏進了後抗爭年代，文化界喧鬧盛放，惦念香港的他埋頭撰寫劇本，平日多了出門，趁着最後一個學期到處看倫敦的藝術風光，他說自己去了大大小小的倫敦博物館，看了五花八門的展品和思想，走在街頭大道，間或不知從哪裏奔出來的廣東話也會叫他會心微笑。
就在那個時候，他寫好了以流離為題，其後得到柏林戲劇節劇本市集獎的作品《未來簡史》，成為首位華人獲此殊榮。
有你們，故我在
他記得獲獎的那一年，他辭去教職剛好五年，轉眼，現在又過了五年，他從未想過雨傘運動後還有新的一波群眾運動，而且來得如此激烈，叫人如此痛心，並萌生出九七後另一波大型移民潮。
這陣子，他參與一場又一場的告別飯局，不停從四方八面捎來親友即將移居的消息，城裏一方面經歷疫情，一方面離人收拾行裝，相約送行離別，淚滿盈眶，戀戀不捨。他想到疫情前，去過的弗洛伊德博物館，那是弗洛伊德最後待過的地方，這位著名的心理學者為了逃避納粹而去到倫敦，最後在倫敦病死，終生不再回歸國土。而早在幾年前，他的劇本已觸及人的流動和離散，近月在大館公演完畢的《有你，故我在》說的是女獄的同志愛戀，出獄兩人各自走上不同的路，直到九七移民潮湧來，有人要走，才又再度重遇，一見卻是永別，以後她們只能聽着《下世紀再嬉戲》，追憶似水年華，舊歡似夢，深明人生重要的部分遠去，徒增悵然若失。
劇本與香港當下吻合：入獄與移民。
觀眾被安排在大館遊走，手捧線索，看過三場戲後感受一遍空間設置，再看結局。劇本讀之淡然，但因為情節與現實相撞，演員排練時有巨大感受，往往忍不住淚，哭至眼乾，直言傷肝，上演時觀眾亦深被觸動，尤其最後一場戲，移民前你我最後一次見面，你要走了，而我留下，那個忘不掉的人與城將成為此生遺憾，如歌詞說的記憶荒謬更淒美，使人無不觸動，淚落滿臉。
「以前，我想觀眾在戲後自行思考，但這次我有一份私心，希望來看的人心中不再感到孤獨，這年頭，我們都有分別的場面。至於去留的問題，我總想到佛學中說的中觀，人應不落苦樂兩邊。人生許多煩惱都是因為我們被困在非黑即白之中，這使我去想，也許去留都不是我們的結局，人們選擇離開或留下都是僵固的選擇，在這之中香港人會否找到第三個選項？我們素來引以為傲的是香港人靈活多變的特性，我們成長在中西文化交融的地方，我們習慣靈活流動，但經歷了這兩年後，香港人卻變得呆板，失去了思想的彈性，甚至為了該不該走而終日爭吵分裂。我時常覺得都已經走到這一步了，我們不是有更多東西需要幻想，追尋和思考？不是嗎？」他苦笑道。
好多年前，他已經覺得人的身份可以多次流動，人們去了又回，回來了又會再度離開，像幾千年前，孔子灑脫道：「道不行，乘桴浮于海」。
這幾年，他經歷在外讀書，曾在英國住下，獲獎後又在德國收獲不少劇迷，有了經理人，時常要到德國工作，有時一住便是幾個星期，一年中有數月的時間都不在香港。他笑說，自己還是不習慣倫敦一到了冬天，下午四時便就天黑，也不習慣柏林嚴冷的冬季，有時人不在港，看到香港的好友相約聚會，上傳合照，他也會因思念發愁。
但他還是想過不如在倫敦或柏林定居，因為當地更利於文化創作，外國對劇作家一向尊重，比起商業城市如香港，倫敦與柏林人更明白文學傳統的重要，會視創作為一種專業。他在當地找房子，總能沒有隱瞞地說自己從事創作，房東聽到也從不嫌厭，反而語帶敬佩，因為他們知道一個人不為餬口工作，而是做着自己喜歡的工作過活有多難得。「但在香港嘛，房東一聽到你做創作，是編劇，第一個問題就是你如何維生；第二個問題問我識不識得明星；第三個問題是我可不可以代其撲到演唱會門票。」他總是忍不住笑，終歸是香港人，只有香港人能如此現實，又如此可愛。
小城裏似有種種現實問題，叫人不宜久居，而且這裏絕大部分人的生活條件都不好，亦容不下細水流水的文化工作，但這個地方始終叫他感受最深，尤其在大館看到來看《有你，故我在》的觀眾的反應，他知道自己有個堅定留下的理由。
「《有你，故我在》是我寫給香港當下的一部戲，只有香港的觀眾會如此認真地看，並如此深刻地被感動，並有所共鳴。我這生不會脫離香港這個地方，那是因為這裏有喜歡我，對我的作品有共鳴的香港觀眾。」甄拔濤說道。劇終散場，觀眾手上都有一張原稿紙，那是劇團的問卷，上面寫的題目正是離散，問題卻不是演員表現，燈花佈景，而是如果有天要離開香港，有沒有一張願望清單想做。
離開後請扔掉被害者身份
甄拔濤喜歡二戰史，旅程上總在讀關於集中營的書與文學，尤其喜歡以色列作家Amos Oz。
「他有一部自傳式小說，叫《愛與黑暗的故事》，是我很喜歡的小說，書中提過有一班猶太人在納粹進行種族清洗之前，提早搬離，定居兩代後，經歷二戰結束，因而安然無恙。但這批猶太人卻一直恥笑當初選擇留下來不走的猶太人過於愚昧，我時常覺得這種討論在當下的香港很是熟悉，我們都以為同為被壓迫者都會同仇敵愾，但總有人站高一格去看待受害者。」小說裏有這樣一段精警的文字：「受迫害者與受壓迫者會聯合起來，團結一致，結成鐵壁銅牆，反抗無情的壓迫者，不過是種多愁善感滿懷期待的痴心妄想。在現實生活中，遭到同一父親虐待的兩個兒子未必能同舟共濟，讓共同的命運把他們密切地聯繫在一起，他們不是把對方視為同命相連的伙伴，而是把對方視為壓迫化身。」
他轉發女權運動領袖何芝君的帖文，認同港人去留都只是假命題，重要的是人能立下心志，抛掉”victim”的身份，而以一個”survivor”，一個”fighter”的心態，在牆內牆外，港內港外找到自己的角色和位置，直到最後。「我一直認同留下或離開都不是當前最重要的議題，比起這些，不少集中營的書籍中指出歷史上不少倖存者都患上了替代性創傷，他們一生都走不出一個心理關口，不明白為什麼自己生存下來，而身邊的同伴卻死去，於是不少人在離開集中營後，無法安享太平盛世，而選擇以自殺回應心中的疚愧。」
他擔心的不是香港人走光，也不是留在香港的人最後會面對什麼結局，而是我們，集體的香港人，往後將如何面對這段時間的變化，如何回應已經犧牲的性命，與面對這些日子累積下來的心靈的創傷。
「對我而言，這些議題早已超越了去留移民。因為無論去或留，創傷都不會在我們心中消失。」甄拔濤說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