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後作家梁莉姿寫作技藝成熟，屢獲文學獎，也有出書和報刊連載。然而，遭逢外部環境的巨大壓迫和苦難，有時能壓垮一個人。這幾年經歷的社會創傷，她無法置身事外，不能不寫，卻換來消耗性寫作狀態，承受恐懼而來的壓力，甚至質疑自己的寫作。
她發現，自己需要抽離，離開壓迫、緊繃的現場。為了繼續寫。
暫別香港，她到台灣修讀藝術創作碩士，也計劃寫好自己的「香港三部曲」，包括剛奪下台積電文學賞評審團特別獎的〈僅存者手記〉、將於今年台北書展面世的《日常運動》，以及入圍台北文學年金獎的《樹的憂鬱》。
「沒有什麼比我要出版我想寫的東西更加重要。」她說，有些故事一定要有人去講，像羣眾的內部矛盾，或一些在歷史註腳以外、不是非黑即白的事，「因為寫作是要呈現那個複雜性。」
同代人的欲望與幻滅
梁莉姿於本地文學圈起步甚早，年輕時已獲多個文學獎項。她說，那時寫作是為了獲得目光和掌聲。「有很長的一段時間，我沒有想自己最想寫的是什麼，當然覺得寫作是盛載情緒和欲望。直到大學之後才發現，這樣是不健康和自我。」中學時她認識比較左翼的理念，升上大學時，正值本土思潮崛起，她接觸到更多人、不同思想碰撞，加上接連的社會運動，對她來說是很大的衝擊和拉扯。她寫家庭衝突，公民運動和社會議題，寫年輕人的壓抑痛苦。
而近年對她心靈上最大的衝擊，是動蕩的社會運動戛然而止，迎來徹底死寂的疫症時代的交錯之間。那時，她一直思考寫作者的定位、寫作可以做什麼。去年獲第六屆台灣台積電文學賞評審團特別獎的中篇小說〈僅存者手記〉，就寫於二◯一九年年末。
那段日子她本來正寫另一本關於現場即時的作品，卻發現：「要思考關於身份或創傷，要後設一點，即是滯後、停頓，才去超前。」
〈僅存者手記〉裏的陳若、林微、薰、糖糖等幾位九十後，在建立模糊身份認同的狀態中成長，意識到普世價值、公民覺醒等概念，然後在起伏的社運浪潮中，經歷「狂喜與失落，欲望與無望」，與他們同代的，還有梁莉姿自己。「十一月是很大的創傷。其實創傷不是因為那半年，而是我們這一代人的成長，好似一路都經歷這種曾寄予期望、最後幻滅的重複。」
多年來她寫小說，着重呈現不同人物之間的矛盾或內在。「在〈手記〉我傾向於暴露自己真實想法，叫做大膽一點，講些很批判性的東西，如社會運動的羣眾內部矛盾，是很重要去處理的。」她甚至曾經更有野心想一併處理上一輩人的心路歷程，「但最尷尬的是，香港的變化呢，是快過小說入面可以沉澱的東西。」於是她意識到，小說始終有視點的局限性，「因為我們都未有結局，未知接下來更加差或是怎樣。」
藉「手記」為名叙事，她形容這是很流動的作品，人物的個性和抉擇是影響小說發展的路向，同時作者自己的生命軌跡也浸進去，「好似跟住你個人，去到邊你都會惦念着。會諗今日你在香港的生活經驗，或者某個抉擇，會否是灌溉這個作品的養分。其實一路寫那些人物或事情，好似一路陪我生活、一起去經歷那兩年的香港。」她承認這篇多靠情感驅動，因為要進入那個語境氛圍，去講發生什麼事和人物的感受，所以投放了很多個人情緒，她知道需要更多東西支撐，以及評審紀錄提到的結構問題，都留待她日後改寫。
與此相比寫得較抽離的，就是更早構思、將於台灣出版的短篇小說集《日常運動》，關於一九年六月至十一月。
抽離的審視 共感的小說美學
《日常運動》雖然處理的是現場、當下即時，但近年梁莉姿深受一種美學衝擊，是愈貼身的東西，愈要抽離。「面對沉重如石頭的現實，就更加要用輕逸去面對。否則會石化自己，陷入泥漿摔角裏。」
那時她很戒慎，要保持距離書寫，不想寫極端、立場對立的東西，她知道自己並非要為任何一邊立場去說項，「那個曖昧性或者距離，是這個作品可以帶來共感的地方。」所謂的共感，她認為不一定只有香港人，可能是其他曾經歷羣眾運動傷害、或者經歷運動由火熱轉入高冷狀態的讀者。
說到抽離的審視，甚至連書稿的後半部分都是她去到台灣才寫。「它是很有結構性，我知道每一篇要處理什麼衝突，像階級、性別、或內部之間的矛盾衝突。對我來說，它不只講運動本身，而是運動下激發出一些人們長期以來已經有的內在矛盾，其實是我非常熟悉的，可能是長久在香港或成長階段面對的情緒和傷害，即無論是權力宰制，或者宰制上的去人性化等等。」
訪問中談了很多兩部作品的主題和小說技藝，除此之外，重要的還有當時她的寫作狀態。她說，那段日子陷入一個惡性循環。混雜質疑、恐懼、壓迫，盡是對寫作者的傷害。
她解釋：「弔詭的是，我不是因為恐懼而避重就輕，而是不想讓恐懼擊倒自己，然後迫自己去寫，更加大壓力，即是不寫就是背叛者，是罪過。這樣更加寫得不好，於是不斷寫、不斷刪。而且沒辦法信任自己，覺得這些重要的經驗或原材料，我支筆是不是真的足以盛載，可以在這一刻就寫到出來呢？好多人都說經歷創傷的人通常要沉澱幾年，而經歷兩、三年就寫出來的都沒重量，沒有沉澱和反思，只是嘔吐物。」
她反覆質疑，在很動搖的狀態下寫完又刪，不斷建立、推翻，「到最後，最傷害的就是不信任自己。」
離港的焦慮漂泊 在台的出版必要
「來到台灣，我覺得真的抽離，是離開那個壓迫、緊繃的現場。心靈上有些毒素，好似叫做清走了，像浸過清泉。」她笑道。
早在大學畢業時，她已對國立東華大學的創作碩士深感興趣，想到新地方找新衝擊。來到花蓮，她發現慢的生活節奏很重要。譬如當地人早睡早起的生活作息，出巿區的公車一小時一班，還有生活空間的寬闊等，去不同地方散心，和更多人相處，會有很微細、新的觀察。她說，空間感和慢的節奏令她想起很多東西，再後設去想可以如何變化。這跟她在香港的緊繃逼迫大相逕庭：既要應付全職工作，等至夜晚同事都收工，就一個人在辦公室吃外賣，強迫自己寫完某些部分才回家，不敢多休息，「頂多偷偷去抽煙，再回去繼續寫。是一個超級壓抑嘅狀態，榨啲濃縮果汁出嚟！」
但對於離開，梁莉姿也有種自責。「我想引用『試當真』的《再見豬豬》。成日講唔好唔開心，然後我冇咁唔開心，我意識到嘅時候就更加唔開心。」她說突然間好想喊，「因為，我係咪真係可以開心呢？這邊風景很好，藍天白雲好寫意，就覺得『X ！但係香港就係咁樣樣。』」她也擔心媽媽生活，以及一些在香港的不穩定因素。「我出了這幾本書之後，仲返唔返香港呢？那種不穩定感和漂泊感很強烈，不一定確定自己會留在台灣，但其實我之後回去時，香港是一個怎樣的地方，我還認不認識香港呢？」
人在異地，她感到距離的隔閡和焦慮感，有時會想：「呢度又唔係屋企，香港又好似唔再係屋企喇，咁到底邊度先係歸宿呢？」能夠肯定的是，她深知來台灣是因為出版的重要性。「我覺得我寫嘅嘢，係我先寫到。不是我特別叻或者特別重要，而是我關心的事物、角度，獲得的經驗都是我自己的，而這些是我覺得必須去發表。」對她來說，寫好作品出版是最重要。「無疑在台灣獲得安心和自由的書寫，在香港都會諗紅線。所以我好佩服周冠威、任俠和林森他們。我真係唔得，要在這裏才夠安心去創作。」
如今她離港未夠半年，當家人朋友討論香港疫情措施、社會混亂，她已經感到明顯的不在場，無法共感。「關於寫作命題，我不會說我要寫死一世香港。不會說自己為了香港而書寫。我想繼續寫，但我的寫作材料是隨着生活經驗或累積而有不同變數。在新地方給予我的養分，都會繼續滋養我寫新的作品。」例如她修的創意寫作課，有不同作家作客席講師，分享閱讀文本和創作經驗；她又會隨課系老師落田、去原住民部落或鄉郊做訪問，結合口述歷史去寫報道文學。
受傷害的書寫 繼續書寫傷害
現時她的碩士學位是以創作為畢業論文，而她選了曾任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主委的作家楊翠為指導老師，繼續鑽研國族、歷史、身份或運動傷害的文學書寫。「社會運動是傷害書寫的。」她說，自己想寫獨立個體的立體性，世界上沒有絕對的好人和壞人。「但在很激烈的事件後，烙下的後遺，我開始無法很柔軟去看待事情。我覺得是很大的溝，無辦法跨越過去，好坦白講，我無法原諒，因為傷害和痛苦太大。如果真要在寫作裏處理，我想起碼要等十年以後。」
至於台北文學年金獎的入圍作《樹的憂鬱》，她對寫台灣和香港，兩地對恐懼、身份認同的比較和對照，也有來自她現時的觀察和經驗。「我常常和別人講笑說這三本作品會是我的『香港三部曲』。讀過往一些作家寫自己的故事三部曲，都是有一定抽離性，再錘煉講故事的方式。」
她認為，接下來在台灣的生活，是在她原有的香港經驗以外，再混雜其他地域的經驗，刺激她重新思考：「如果我要繼續寫，我要怎樣去講香港這個故事。不是顯微鏡下，而是一個可能用望遠鏡去講的故事。」
PROFILE
梁莉姿，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曾獲文學獎多項。二○二○年獲邀參加新加坡作家節。著有小說《住在安全島上的人》、《明媚如是》及詩集《雜音標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