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事評論員乃至中國自由派歷史學家一論及毛澤東，往往以個人性格切入，將動機歸結於權力鬥爭。譬如余英時：「毛澤東在極端過激思潮的激蕩之下，則早已流入虛無主義一路……完全不相信歷史上有甚麼光明磊落的一面。他留心的大概都是權謀機詐一類的東西」；「為甚麼要發動文革呢？……原因就是毛澤東感覺到他手上的權力，他過去在革命的時候建立起來的一人獨裁的權力在這個十七年中被劉少奇、鄧小平這些人慢慢化解了……就要想辦法把這個權力拿回來」；總而言之，「毛澤東是自古到今沒有比他更壞的一個人。」
凡政令皆視為性格的延伸，人物論縱然有其說服力，如阿甘本所講，解釋最終仍不脫「非智」（unintelligent）。如果說「歷史即思想史」，在部分史家眼中，毛時代的中國並無歷史可言，只有說書人的故事；然而正如馮客借毛澤東指出，個人野心與政治理念可以並論而不偏廢。暴君也有政見，有時更是政見促成暴君。帝王將相式叙事就算再微言大義，本質依然保守；或者比起非議其人，針對其理念與制度方才做到基進而徹底的批判。最近一個反面例子：習近平上台前後，有多少人以為他性格開明而押注中共改革。
人格論以外，「毛澤東思想」為何值得探討反思？美國史家魏昂德（Andrew Walder）近作《脫軌的革命：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指出，毛主義有四個核心觀點，對四九年後的中國產生決定性影響：
一、革命必須暴力：毛澤東早於二零年代認定唯有暴力衝突方可帶來真正社會變革：暴力絕非多餘可畏之物，而是無可避免的副產品；除了對精英暴力相向，亦要批鬥畏首畏尾的反動分子。由農村土改到接管城市乃至文革等一連串批鬥運動釀成死傷無數，毛澤東往往不屑一顧，反而視之為革命精神的考驗。
二、階級鬥爭不息：毛澤東受史太林主義教材《蘇共（布）歷史簡明教程》影響至深，斷定社會主義之中亦有階級鬥爭，體現於對改造進程的路線之爭，而且將會日趨激烈。即使觀點已為晚年史太林摒棄，毛澤東依然深信不疑，由延安整風到四清運動，均表現出永續鬥爭的綱領，魏昂德認為此一觀點更是理解文化大革命緣何發生的關鍵。
三、黨紀嚴明統一：要實現社會主義，就需要一個「紀律嚴明、思想行為統一」、「等級分明、有組織的共產黨」。革命既然永續，領導層亦須長期保持革命狀態。毛澤東相信，崇拜領袖，由領導人定奪路線，能夠預防黨派混亂，而正是嚴苛黨紀促成共產黨擊敗國民黨，奪權經歷又加深毛澤東對個人崇拜模式的迷信。
四、蘇聯經濟模式：毛澤東對社會主義經濟的認知局限於三零年代的蘇聯。蘇聯模式奉行計劃經濟，重生產輕消費，加上集體化國有化，資源由上而下投放，能收工業帶動高速增長之效，卻亦導致生活質素差劣及企業效率低下，唯毛澤東沿用不誤，最終釀成蘇聯、黨內經濟改革派乃至人民的決裂。
其中，黨部組織與蘇聯模式兩大制度誘發一次次衝突，毛澤東始終拒絕調整路線，結果全國出軌：中共強調絕對忠誠之下，兩場反右運動將社會異見扼殺淨盡，自毀黨內糾錯機制，當大躍進弊端乍現，官員唯恐被打成右派清算，寧願虛報收成，任由上級過徵糧食，結果近三千萬人為黨國結構性問題陪葬。蘇聯經濟模式壓縮生活條件，五零年代社會主義陣營民憤總爆發，毛澤東企圖以「大鳴大放」疏導民怨，不意人民乘勢要求漲薪改善生活，毛澤東指斥「搞經濟主義」，粗暴鎮壓；到文革時期，毛澤東動員工人造反，面對工人重提經濟訴求，照例打成「修正主義陰謀」。強人政治加強硬路線，人民內部矛盾永遠升級成敵我矛盾處理。
《脫軌的革命》對毛澤東本人著墨不多，對其觀點則有充分評價：「保守甚至反動」、「極其狹隘」、「落後」、「武斷」；「毛澤東的判斷導致中國陷入衝突和毀滅的循環之中，逐漸被困在落後的泥潭裏。」毛澤東算不算有史以來最壞的人，留待說書人去演繹，歷史學家有更重要的命題。
作者簡介
陳國榮，半個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