抒情批判新界西 新世代小說家王証恒：壓迫讓寫實書寫更有意義

「寫作的技能不過是人生的負累，然而這負累內在於我，無可割棄，於是我不能不寫。」在《南歸貨車》的〈後記〉中，作者王証恒如此表述他與寫作的難捨難離。王証恒視寫作為生命的有機部分，有如呼吸，或如器官，自二○一三年發表首作〈沉默的瘀傷〉，繼而屢奪文學獎，他一直專注小說創作。年初出版的《南歸貨車》，把他這些年來的十三篇短篇小說結集成書。

《南歸貨車》書名取自書中一篇同名小說，另設副題：「新界西短篇故事集」。以新界西尤其「屯元天」一帶為故事背景，無非是因為王証恒自小在屯門長大，也經常出沒鄰近元朗、天水圍兩區。他筆下的新界西人物，有地盤工人，有貨櫃吊機手，有中港貨車司機，有邊青街童，有社運青年。在這裏，他們困惑迷途，也看不見未來。「新界西是大城市之間的夾縫，」王証恒說，「這個地域十分多東西可寫，寫它的同時，也是在寫整個城市的經濟結構，夾縫中的人掙扎求存，他們面對社會變遷無所適從。他們在社會的底層，想反抗但不知如何反抗，最後就會做出一些很『黐線』的事情。」

王証恒的第一部小說結集《南歸貨車》，今年初由後話工作室出版，共三百頁的內容。

小說探討人的處境

訪問王証恒，約在天水圍。他從西鐵站帶着我往河邊走，沿途提起自己的天水圍印象，天水圍的發展史，以及少年時代由屯門踩單車過來嬉戲的記憶。然後，在春日陽光下，我們坐在河邊公園，談他的文學書寫。

新界西是全港最低收入的區域之一，好些年，天水圍更被稱為「悲情城市」。

王証恒抱着膝，及眉的瀏海下是一雙思考的眼睛。「原來語文是可以產生那麼強大的效果。」高中修中國文學課，跟着老師讀西西、劉以鬯等香港文學作品，也學習創意寫作，他開始體會到文學的力量。

升上大學，時為二○一○年代初，社會運動風潮方興未艾，先後碰上「反國民教育科運動」、「葵青貨櫃碼頭工潮」，並參與其中的王証恒，對眼前一切有許多想法和感受。「這就是我創作的原點，有很多東西想講，但我選擇了文學這種方式去講。」如是，他專寫社會的邊緣羣體。他第一篇發表的小說〈沉默的瘀傷〉寫地盤工人的勞動與抑鬱；再在碼頭工潮期間，寫成〈濕重的一天〉，描繪貨櫃碼頭龍機手的存在狀態。兩篇小說皆藉着刻畫小人物的遭遇，看大時代的變化。

他將作品投稿到文學獎，「青年文學獎」是他首個獲頒的獎項，但文學獎的嘉許認同不是他的目標，「我參加文學獎，是要衝擊文學獎。」以他所見，當時人們寫香港文學，較着重個人問題，「但我想寫較宏大、整體的東西，想探討一個人的處境，背後的政治經濟結構是什麼。」他想讓文學獎得獎作有不同的面向，後來他橫掃了「中文文學創作獎」、「城市文學獎」、「大學文學獎」，算是目標達成，而他也秉持既往的創作策略，並加以挖掘，一脈相承，寫到現在。

王証恒的大學時代，社運風潮方興未艾，其時關心社會政治的學生屬少數，但他參與了碼頭工運，也觸發他寫〈濕重的一天〉。

批判與浪漫

王証恒把故事架設在新界西。山林村落、河塘田野、火車輕鐵、從香港遙望到一個后海灣之隔的深圳城景，種種對新界西風貌的描繪，在他的小說中反覆隱現，營造了一片城市邊陲的茫茫氣息。對這個地域必然有着深厚感情，才會不斷書寫，但他了解，「對土地的熱愛，需要有批判性在裏面。」

新界西是全港最低收入的區域之一，在此聚居的人，不少如書中其中一篇短篇標題概括，似「虫豸」，是社會底層，千瘡百孔，掙扎求存。失敗的中港婚姻，支離破碎的家庭，流連街頭的邊青，這些他所見所聞的新西界社會傷痕，也其筆下人物身上找到；而多數人物在故事的結尾，仍然摸着黑生活，不見希望的着落。「我就是想反映香港底層的生存狀態。」他認定，他的創作必須寫實，即使悲情。「我寫的東西的確是悲情的，但要認識到自己的處境，人才會鬥爭。相反你的藝術，寫一個人很容易擺脫自己的處境，你只不過在麻痺大眾，以另一種形式粉飾社會。 」

他把腦海中浮現的句子，用書面語讀出：「想像是不能改變現實，改變現實是需要鬥爭的。」

「想像是不能改變現實，改變現實是需要鬥爭的。」

「鬥爭」。雖然王証恒用了剛烈的字眼，但他的作品不乏抒情。他小說的角色都有愛，相愛，渴望愛，不管世道容許與否。而角色們的愛，每每有着浪漫淒美的「自然」襯托。郊區風光、樹林、動物、昆蟲，在他的叙事中，佔了一定的位置。如在〈鼻敏感〉中，男子背妻與同事戀愛，兩人喜歡躲在郊野，在那裏他們遠離世界的傷害。如〈時光凝滯〉，兩個偷偷相戀的老師，總是追趕着時間表，做着繁重無聊的行政工作，唯有在學校後山吸煙的時光，他們想對抗社會。「自然會給予人一種力量，對抗城市帶來的壓迫。」王証恒愛好行山，以前中學放學便會跑上山，和朋友打邊爐後也會即興入山探險；新界西商住工業區與自然郊野融和合一的環境，在他眼中是種「獨特的美學力量」，也是文學的養分。

把「浪漫的抒情」與「現實的批判」兩者結合的寫作風格，王証恒說，是受台灣作家陳映真影響。「陳映真是一個很大爭議性但同時很迷人的作家。」他小心細緻地解釋，自己不同意陳映真對中國的見解，但陳在台灣白色恐怖時期的作品，如以愛情故事為表，講省籍矛盾為實的《將軍族》，卻使他非常着迷。「最迷人的，是它一方面浪漫到極致，另一方面又批判到極致。」或有人以為浪漫與批判不能磨合平衡，但在王証恒認為，陳映真做到了，像是郁達夫和魯迅合體般，突破了中國傳統現實主義文學批判強、抒情弱的弊處。受這種風格吸引，「我一方面想寫抒情浪漫到極致，但同時想達到一個目的：浪漫背後有很強的批判。我未必做到，但我嘗試這樣做。」

在天水圍河旁邊傾談，環境清幽，鳥啼聲不絕於耳，更明白王証恒講的新界西自然美學。但是，蚊蟲也圍着談話的我們。

壓迫讓寫實更有意義

大學畢業，王証恒做過半職中學教師，讀完教育文憑卻去了做記者。在任職三年的媒體裏，他屬時事評論組，下筆撰文雖時受高層旨意左右，但尚算有空間討論房屋土地、強積金政策等一些其他媒體避免觸及的題目。在沉悶的會議中，他會暗自在手機打字創作，成品發表在文學雜誌上。

這樣的日子，在二○一九年六月結束了。「6．13遞了辭職信。因為我覺得，一個寫作的人，要認清自己的歷史處境。6．12之後，是整個香港的轉捩點，我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但我知道是轉捩點，於是離開了那間媒體。」毅然請辭後，王証恒到建造學院學燒焊，更考了牌，但最終不敢真正投入相關工作。他自嘲，「我手腳不靈活，我好易死，連累其他人。不過是人生幾難得的體驗。」教師、傳媒、燒焊工，了解作者過往的生活經歷，再看作品，頓時真假難分。

近來他做補習，其他時間專注寫作。有朋友給他介紹教師職位空缺，但條件是，不能再寫談政治的文章，他拒絕了。自己不擔憂生計前景。「我本身是幾易滿足的人，不期望寫作找什麼大錢，但是正如剛才所講，文學是我生命中有機的一部分，我又不需要付出成本，同時又帶來滿足感，那有什麼不好呢？我不需要一千萬拍一套電影，只不過需要三十個鐘寫一篇小說，只是一部電腦就可以完成我的藝術。我覺得，幾好吖。」

《南歸貨車》中，每章都有漫畫家柳廣成所繪的插圖。

他在文學中找到安身立命的歸宿，但在當下耕耘文學，需要顧慮的比以往更多，對於走寫實風格的他來說，甚或是更大的挑戰。他也不知道寫作空間還剩多少，但坦然接受他目前的世界，他理解，文學史「從來都是『審查史』。不同年代的文學，其實受不同的審查」，「一個安逸的寫作環境，在文學上是短暫的時間。」看中國近代文學史是，看第三世界的文學史亦是，作家差不多等同被逼迫的對象，現在可說是回復了歷史的「常態」。

現實境況令人沮喪，但或對寫作者有另一番意義。「那個壓迫會讓寫實更加有意義。當你沒有壓迫，你就覺得在對抗什麼呢？對抗虛無？不知在反抗什麼。當有壓迫的時候，我就知道我在做什麼。」

文學介入讀者

寫作者之於他的時代有什麼能力和責任，王証恒深刻思考過。

《南歸貨車》收錄的最後一篇〈赤地之戀〉，寫一對中學生情侶在老師要求下寫違心文章，他們不甘，夜裏潛入學校，將文章燒毀。「可能十年前，你妥協會換來某些東西，但在這時代，還有什麼東西可以妥協？」他藉着作品詰問自己，也詰問世界。

但在這時代，還有什麼東西可以妥協？

面對時代變局，有別於影像，文學難以產生即時的巨大功效，然而，他始終堅信文學的價值。「一篇文學作品，深入探討一件事情時，會成為一種沒什麼效用，但你又消滅不到的東西。」他續道，「很多年後，人們想重新了解那個時代的時候，重看你那篇小說，會發現到某些東西，可能是一個情感的狀態，某年代的意識形態，甚至是作者如何被時代局限。後人便會知道如何超越那個時代。」

所以，縱然王証恒以小說呈現社會議題，卻不期待文字可以介入社會，他只求「介入讀者」。「一個讀者打開本書的時候，我希望可藉着那種獨特的抒情文字，讓他進入他人的生命裏面，又或與那些人結連在一起。」隨之再意會到，「我們社會上每個人的處境好似不同，但其實是相似的。」

在〈赤地之戀〉的最後，互相守護着對方的中學生戀人，相約在放榜後燒掉校服，他們走到輕鐵站，見到反光的路軌，被橫放木條分成一格一格，像是看到「如尚待填充的、漫長的格子」。如此景象，王証恒一直在凝望，「作為寫作者，火車軌就好似一個個格子，我透過文字做我的火車。繼續寫下去吧。」訪問後，在輕鐵站送別王証恒，他登上車卡，車在無盡的格子上，往着遠方前進。

「路軌反映陽光，枕木橫放，使它看起來，如尚待填充的、漫長的格子。」〈赤地之戀〉最後一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