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拍電影是與強權為敵：伊朗導演拉穌羅夫

11.03.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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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個國家，人必然是壓迫者又或被壓迫者。別無他選。」在伊朗異見導演穆罕默德．拉穌羅夫（Mohammad Rasoulof）的《就算世界與我為敵》中，有這樣的一句，尖銳道出伊朗的社會現實。而拉穌羅夫自己，一直也拒絕與虎謀皮，結果雖然難逃遭受壓迫的厄運，但他從不後悔與強權為敵。

疫症下的判監命令

拉穌羅夫二○一七年在康城（圖片：法新社）

三月四日，幾日前才憑新作《There is No Evil》在柏林影展奪得最高榮譽金熊獎的拉穌羅夫，收到了一條伊朗法院的短訊。內容是，他須根據去年裁定《就算世界與我為敵》（A Man of Integrity，2017）是「反建制宣傳」（propaganda against the system）的判決，入獄一年，還有遵守兩年不得出境和拍電影的禁令。

「傳召我入獄服刑，只揭示伊朗政權回應批評的特質，小器和憤怒。」拉穌羅夫發表聲明回應事件，更提及對在新冠肺炎疫情下在囚民運人士的安危：「很多文化界民運人士因批判政府而收監。COVID-19病毒在監獄中廣泛而不受控的傳播，正嚴重危害他們的性命。」

伊朗新冠肺炎疫情嚴重。根據官方數字，至今已有逾8000宗確診個案，近300人死亡。為防疫症在監獄中爆發，日前伊朗政府亦暫釋了54000名囚犯。故此，拉穌羅夫會否正式收監，暫時仍是未知之數。不過拉穌羅夫的代表律師也表明，拉穌羅夫不會服從命令，並會堅決上訴。

說不的力量

強權面前，仍要說不。這是拉穌羅夫身體力行的實踐，也是在得獎新作《There is No Evil》的主題。

遭禁止出境，無法親身到柏林影展領獎的拉穌羅夫，只能請有份演出的女兒Baran Rasoulof代領，並以視像通話，帶他參與記者會。電話屏幕細小，他的聲音卻非常響亮：在《There is No Evil》中，「我想談的是，那些以『決定權在於更高權力手中』為藉口，推卸責任的人。但他們其實可以說不，這是他們的力量。」

拉穌羅夫的女兒Baran手執手機，讓父親透過視像通話，在柏林影展與外界交流。（圖片：法新社）

拉穌羅夫的不屈不撓，憾動國際電影業界。他遭傳召入獄的消息，一石激起千重浪，多個影展及電影學院羣起聲援，呼籲伊朗政府釋放拉穌羅夫，#Freerasoulof。

如頒獎予拉穌羅夫的柏林影展，其總監Mariette Rissenbeek及Carlo Chatrian表示，「希望伊朗當局可以盡早修正裁決」；亦指出柏林影展作為電影節，「完全對表達自由及藝術自由義無反顧」。

其他加入聲援的影展及電影組織包括，康城影展、鹿特丹電影節、歐洲電影學院、德國電影學院，意大利電影學院等。

歐洲電影學院主席，《柏林蒼穹下》導演Wim Wenders更表揚拉穌羅夫為「一個不斷告訴我們現實鮮為人知一面的藝術家」，稱「我們需要像穆罕默德．拉穌羅夫這樣的聲音，捍衛人權、自由與尊嚴。」

反抗的滿足感

縱使近廿年來，拉穌羅夫要面對眾多生活以至電影拍攝上的制肘；在二○一二年，更要安排妻子和女兒移居德國，為保他們人生安全，但他從來沒有後悔過反抗。

獲得「金熊獎」前兩天，拉穌羅夫接受視像訪問時說到，「觀照過自己的故事後的得着是，從你反抗壓迫和專制一刻所得的滿足感，比起要付出的代價要高。」身處極權社會的拉穌羅夫，是抱有充分的覺悟，透過電影表達異議的反抗者。

現年四十七歲的拉穌羅夫，二○○二年發表首部長片《奔向黎明》（The Twilight），之後近廿年來的作品，詩意沉鬱的畫面中，多包含着深刻的社會批判和省思，每每觸及伊朗當局的「紅線」。

《收集眼淚的男人》劇照

在《收集眼淚的男人》（The White Meadows，2009）中，拉穌羅夫以魔幻現實的手法，呈現國家各種苦痛。不久，政府便「以未取得電影拍攝許可」為由將他和另一位異見導演約化．巴納希（Jafar Panahi）逮捕。最終定刑為一年監禁，但拉穌羅夫不需服刑，繼續以保釋身分繼續拍電影。

其後，他每部電影雖然揚威海外，但在國內從未放映。例如《再見伊朗》（Goodbye，2011），講述了維權女律師遭政府吊銷牌照後的顛簸命途；《不滅的真相》（Manuscripts Don’t Burn，2013）回顧了發生於一九九六年，伊朗政府策劃暗殺作家卻失敗收場的真實歷史；二○一七年的《就算世界與我為敵》，則借正直不阿的主角逐漸遭世界染污的故事，道出伊朗社會的壓迫結構。三部電影在康城影展關注單元先後獲導演獎、國際影評人獎及最佳電影獎。

拉穌羅夫是去屆的香港亞洲電影節的焦點導演，電影節一併放映了他過去所有長片，可惜的是，因《就算世界與我為敵》，拉穌羅夫的護照早被注銷，以致他無法來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