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台灣小說家王文興】真水無香 王文興：你要它生動，在無風無浪中寫得生動，活色生香，就是文學。

（編按：台灣知名小說家王文興於九月二十七日辭世，終年八十四歲。王文興一九三九年出生於福建，四六年隨家人遷台。代表作包括長篇小說《家變》、《背海的人》等。
本刊記者曾於二○一六年在台北專訪王文興，當時其耗時十三年完成的第三部長篇小說《剪翼史》剛出版，訪問就從此部作品開始談起。讀者可重溫這篇專訪，了解這位小說名家的創作理念。)

訪問當天，約了在臺大附近一家酒店的地下餐室。餐室佈置簡單，一邊窗外是游泳池，另一邊是清幽的現代庭園。這是王文興指定的訪問地點，從前圖它安靜，現在卻變得吵鬧了。他不是沒有察覺外間的變化，反而正因為立足在同一個點上，愈是認識，就愈是察覺到其中的時日變遷。「我不需要旅遊，你只要看月亮，就可以看一輩子，因為它每天都不一樣。」他說。

第三本長篇小說《剪翼史》，基本與他前兩部長篇寫作習慣相去不遠，一天三十多字、兩個小時的寫作。而這部花兩年準備，一年抄正，前後十三年完成作品。十三年過去，他依舊是那套白襯衫淺灰西裝褲和掛着背包，踱步在溫州街一帶。如此專注在一個地方，做一件事情，如他所言，為的是把所有精力，投放在最重要的事上。而討論他的作品，最重要的，定是先要從文字談起。

「什麼樣的內容，才適合什麼樣的文字。《家變》偏向抒情，《背海的人》比較接近黑色幽默，《剪翼史》用四個字來形容，就是要寫到『真水無香』的地步。」王文興依舊一字一韻的述說，沉穩謹慎地把事情說好，「所以文字要配合這個方向。它的主題不一樣，因此用上了以前的方法，然而又有點不一樣。空格比從前要多很多。underline來講，以前也有用，現在用的更多。有人問，你沒有任何indication，要怎麼個讀法呢？這個讀法，是用前後文來定，按裏邊context來看。」

新作比前作文字變化幅度更大，夾雜簡體、台語拼音、英文和更多的新造字。句式有時候是不同長度的空格，有時候是一個兩個或三個破折號。底線有時候是單線，有時候雙線，有時候粗黑線，有時候是一粗一幼的雙線等等。像樂譜上不同節拍的休止符、強弱記號。但小說中的符號，卻不是生硬的系統，沒有一定規則，一切的理解需依從小說的脈絡。「underline有時候是加強， 那黑線又如何，可能就要更加強，但最重要還是要看前後文，看上一句跟下一句。尤其是上一句。兩句連起來的時候，大概就可以知道。」他說。

音樂就是含意

「這就是我一直強調你一定要慢讀。因為你每一句都要讀到，不能用眼睛略過去。像讀唐詩一樣，七個字，你每一句都要讀呀。」像詩是音樂，他認為，每個字都是音符，像彈鋼琴每個音都彈到，每一個字都不應該忽略掉。不然歌不成歌，詩不成詩，句不成句。讀王文興的作品，從來不是要被取悅，而是一種應戰，讀到他的作品，你先要達到他預設下的要求，也如他對自己的要求一樣。「即使我找不同的散文來讀，我都先讀它的music。如果它不夠musical，我就放棄了。讀第一句話我就能決定。」

如洪範出版人葉雲平所說，王文興所有作品都在處理節奏、速度、段落、韻律的問題。字裏行間的長短、輕重、聲調，王文興用中文的四個字就能概括：抑揚頓挫。「抑揚頓挫，就是音樂。而音樂，就是這一句話的含意。」對王文興而言，這本來就是我們語言的傳統，「像我們中國人名字都三個字。怎樣寫得好就是聽覺跟視覺的配合。所以挖空心思也要把這三個字改好。不然聽起來疙疙瘩瘩，看起來也疙疙瘩瘩。」

日常生活極簡約，但他始終關注國際新聞，思考人類文明的發展。

絕對與自由

要追求意義、音樂與視覺絕對的一體性，可以想像得到一天三十多字的極限中，有多消耗精力。「這一句的內容，到這一個字的時候視覺上聽覺上有特別的需要，這個時候就要想辦法來，找到正確的字。到真要改（新造字）時，就是到了技窮的時候。因為想得到的都想過，都實在是找不到字，那就不得不改。」

他同樣執着於視覺的通順，視覺與聽覺加起來才達到一個新的成果，「杜甫的詩，大家都覺得視覺都好，但中間總是有幾個字，比較辛苦，或讀起來意思比較模糊。都是寫時遇到這個問題，就是找不到字。到這個地方，差一個字找不到，所以就只好稍為隨和一點，讓路一下。但讓路的結果，就傷害到視覺上的要求、聽覺上的要求，跟內容含意的要求。」詩本來就有嚴格格律規範，音樂則比較自由。小說的文字在兩者之間游走，但還是會想到本來的文化意涵，於是王文興再進一步前行，不為文字的固有框架所限，「我們這種時候還有自由的，就是改。」

平靜裏的暗流

在各種文字衝擊和強烈的節奏感之下，小說的內容、故事的描述，確實如他所說，點到即止，平靜如水。主人翁的背景之所以設定為從香港到台灣的老教授，亦是為了以局外人視角，冷眼旁觀身邊的一切。「從古到今非常少文學作品在寫學院生活，連詩都沒有。許多人認為太枯燥，沒有驚濤駭浪，沒有血腥的故事，戲劇力不夠。我總是想，為什麼大家都不寫？也是因為這個原因，跳了進去。這是一個嘗試，一種挑戰。」

對王文興而言，任何材料，都應該可以寫成文學，不應該有什麼不能寫。「你要它生動，在無風無浪中寫得生動，活色生香，就是文學。」他特別提到福樓拜的《情感教育》，小說中沒有什麼事情發生，但看到每一句，他都想要讀下去，「乃至於有人說，長篇小說，根本不需要故事。其實一個過程裏頭，細節比較重要。」小說中，老師與學生，體制與學術，世俗與個人的張力與衝突，足以反映學校的與社會的政治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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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的意義

王文興在早年訪問中提及：「Graham Greene說過，二十三歲以後的生活經驗已不重要—我也同意把握住二十八歲以前的經驗就夠了，以後剩下的有生之年，應該用來把這些經驗重新消化，投放到紙上。」然而這次，他的作品早已脫離青少年苦悶，脫離早年的困頓，來到生命的後半。「這次寫的時候我畫了兩條人生的主線，一條是教學的生活，另一條是宗教的信仰。寫宗教好像是一種責任，寫出任何人中年以後的困難與需要。」嶄新的字詞組合、句子的斷裂，打破日常句法，王文興就是選擇了這種言說不能的語調，述說人生最艱難的處境。

「面對後半生的困境，就只有宗教這一條路。」王文興從篤信命運到尋求宗教的意義，都是他對生命的思慮。因為已經來到人生的後半，角色的語調既無法是抒情，也無法以嬉笑怒罵的方式來寫。他需要的，是一種不帶情感的筆調，來尋求生命最後的答案。「我個人來說，宗教來得比較晚，是在尋找幾十年以後。到後來，在姑且一試的情況下，結果發現是一條可行的道路。姑且一試，就變成唯一的一條路。」

從沒有宗教信仰，到相信神的存在，到發現宗教是唯一的一途，王文興不是沒有疑問：「這到底是不是真正正確的路，還是沒有答案。但是在人生過程裏邊，多半是朝這條路，走完它。 覺得對，只是當時人的看法。」

但他發現，在現實而言，宗教就是為解決困難。 「宗教是一種超越自己的力量，有時候解決問題需要這種力量。而這種力量，來自於祈禱，你首先要有一個要求。跟獲取財富、榮耀，或世俗的目標不一樣，那是一種解決困難的幫助。」他明白，對理性的人來說，這是一種迷信。但方法對不對，就是只有當事人自己才知道，正如他對文字的信仰。他很早就曾經說過，「讀小說時對作家要有一份宗教式信仰，相信每個字的用處，然後再找出它的意義，這樣才不至於糟蹋天物。」也像他自己的世界，總是在相信和篤定裏，才找到其中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