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給十九歲的我》引起紀錄片倫理爭議，但何為「紀錄片倫理」？資深紀錄片編導、學者潘達培撰文，從個人採訪拍攝經驗分享感悟，自言每次製作紀錄片都要直面倫理掙扎。）
〈「點解佢肯俾我拍？」——一個紀錄片人的告白〉潘達培
關於紀錄片《給十九歲的我》引發的紀錄片倫理爭議，既然影片已經停止公映，我作為觀眾一方，希望留一個空間給拍攝者與被拍攝者，不以此片作討論。討論紀錄片倫理沒法三言兩語，因為人心複雜，拍攝狀況也各異，更不是一張同意書（consent form）就能一錘定音。以自己參與其中的製作為例子能說得比較清楚，也是我對自己的一次告白。
「點解佢肯俾我拍？」
拍攝紀綠片二十多年，仍會常常這樣問自己。
十年前我離開《鏗鏘集》到中大教書前，拍了一集關於精神病人家庭的故事（《我病了，但我會快樂》），整個過程令我這個拍了過百集紀錄片的資深編導也忐忑不安、戰戰兢兢「唔知點算」。
故事難得在於一家人無懼別人眼光，面對鏡頭道出心路歷程。當中一位家庭成員，是只有十一、二歲的幼女。故事主角毋須隱藏面貌，鼓起勇氣面對社會歧視。時任青山醫院院長、社康護士長和我都很雀躍。不過，我也同時跌入惶恐。影片播出之後，她的同學會排擠她嗎？會影響她成長嗎？鄰居會用奇異眼光看他們一家嗎？
我如何擔當得起根本沒有底，又驚出事又想拍。於是找來負責他們一家的社康護士一起拍攝每一個場面。她既在鏡頭內成為故事的一部分，也在鏡頭後一起訪問。萬一出現情緒，也有專業人士在場，這有別於以往的操作。
在理論層面，紀錄片的拍攝可以看成是一種三角關係：一方是拍攝者，另一方是被拍攝者，剩下的一角是觀眾。處於三角形中央的就是那個叫紀錄片的東西，以影片呈現現實。因為三方都對影片如何呈現真實往往有自己的理解和閱讀，當大家對影片呈現的現實有落差，就會牽扯出倫理的爭拗。落差愈大，爭拗愈激烈。
那集的拍攝超乎想像地順利，因為我邀請了社康護士加入，拍攝關係似乎穩定了，但是觀眾的反應無人能預知，危機揮之不去。拍了四個工作天，每次都捕捉到珍貴的場面。可是，愈順利我愈「淆底」，總覺得會有事發生。
影片剪好了，要讓他們一家先看片嗎？那是負責任的決定嗎？這樣做是把他們抬了上轎，要他們自己負責？你們一家也看過了通過了，播出後出事，怨誰？更不用說，作為一個公共廣播機構，我有責任維護編輯自主，下回政治人物要播前看片，能不一視同仁？我最後決定不會讓他們播前看片。如何不過分演繹、真實地呈現？守好最後一關是我沒法迴避的責任。還有一個關鍵問題：他們一家真的堅定地真面目示人？
影片排好在星期日播出，我們一般會在星期六完成後期製作。我特意額外加了一組後期，必要時把樣子遮蓋，我可以想像我在操作枱前淌血。星期五晚上，我懷着上刑場的心情，夥同社康護士直奔他們家再次確認他們的態度。
影響了不少紀錄片人的日本紀錄片導演小川紳介形容紀錄片是「拍攝者與被拍攝者共同創造的世界」，我一直奉為圭臬。後來因為教書，讀到比小川年輕一輩的紀錄片導演原一男說拍紀錄片其實是「拍攝者與被拍攝者的一場格鬥！（我覺得這詞語太兇狠，寧可理解為角力）」那是當頭棒喝，我的想法太浪漫了。那麼是非此則彼嗎?我拒絕二元思維。回想多年拍攝紀錄片的經歷，那是時而共創，時而角力的關係。每次製作都要直面倫理掙扎，是紀錄片製作人的宿命。
「點解佢忍得到唔事先睇片?」
我過去一直以毫不退讓的姿態守着這條線不容播前看片，面對有權有勢的片中人物，當然理直氣壯，但面對弱勢小人物呢？我不無掙扎。因為你的一時，是他的一生。撫心自問，是我能否放下掌握說故事權的尊嚴。「人家俾你拍，他們的尊嚴就可以不顧？！」這句說話容易拋出，但簡化了拍攝者與被拍攝者之間的脈絡，那是一個不斷建立互信的過程。拍攝者與被拍攝者之間的互信基礎厚實，相互明白對方的處境，什麼時候看片就不是一個解不開的結。
走在那有點昏暗的路上，我和社康護士都沉默不語。快到家門時我說，只要他們明示或暗示，有猶豫真面目示人，我不會游說半句。開心地吃好那餐飯吧，社康護士還帶了西瓜，閒話家常然後辭別，回去完成那淌血的工作。門打開了透出微黃燈光，精神病重症康復的爸爸笑着迎接，聽到背後太太的笑聲，我的心踏實了點。
還未坐下，目光一直搜索幼女芳蹤。在睡房走來一個短頭髮女孩，定眼看原來是她。拍攝時她一頭長髮，大概知道影片會播出，為了不讓人輕易認出，理了一個清爽髮型。我笑了，真聰明。在飯桌上，這個十二歲女孩鼓勵我們：「唔好縮，要向前行。」我被觸動了，放下心頭大石。飯後吃着西瓜，太太跟我說，爸爸一直沒哼半句，那天拍完他送女兒返學，回來時在門外忍不住嘔吐，整個被拍攝過程其實很緊張。當時我的心沉了一下，我應該更敏感一點，不要老是着眼捕捉場面。
他們一家感謝社康護士的工作，讓他們走出陰霾。爸爸很想和人分享這經歷，太太也因為信仰的支持，希望自己的心路歷程能幫助仍在黑暗中的人。謝謝他們一家的信任，也謝謝社康護士的協助，影片終於順利播出。
寫這篇文章時，我特意打了一通電話給社康護士，印證一下當日的記憶。她說，慶幸當時的社會環境仍有容讓，播出後反應正面。期後，她們一組社工一直跟進，留意到他們一家的關係變得更緊密。當時，他們住的家是教友協助下，以優惠的租金讓他們安居。因為影片呈現出來像是中產家庭，也引來一些質疑。幸好當時社交媒體仍未算盛行，播出後大家可以靜靜地回到日常，我也開拍另一個題材，我們各自回到自己的生活軌跡。
「點解佢哋會相信我呢個三唔識七嘅陌生人?」
「你好，我係《鏗鏘集》編導XXX」以前搵人物做「故仔」，就是這樣介紹自己。對方為何願意見面，以至讓我登堂入室拍攝紀錄片？我一直覺得是那三隻大字給人信心，應該多謝的是前人守住誠信（credibility）。建立誠信是一點一滴的漫長過程，破壞一下就夠。有了這個認知，我們一眾編導做「故仔」都有壓力要守住點滴，不要敗壞家聲。
《鏗鏘集》一向被視為新聞紀錄片，拍攝時得到對方口頭同意就可以了，電視台沒有加簽「同意書」（consent form）的要求。時移世易，簽署同意書或許會發展成一種約定操作。不過，拍攝關係並非建立在同意書上，而在互信。要建立互信的拍攝關係，在於雙方是否能充分溝通，被拍攝者又是否在充分了解下（well-informed）同意你的拍攝。
「六四」二十周年特輯，是一連四集的長篇故事，《回家》、《解結》、《延伸》、《守望》。我在拍攝相關人物時，沒法估計他們個人要承受的政治風險，要判斷只能是他個人去衡量。影片當中人物有一些我早已認識，也有不少是初次見面。讓他們清楚知道自己會在哪集出現，是個人判斷的重要基礎。整個團隊用了不少力詳細地擬定特輯的提案大綱，好讓我拿着它向受訪者逐一游說。提案不能粗疏，人物定了在哪一集也不能改，那是你對他們的承諾。如果因為你專業水平不足，故事「甩漏」，剪接時要勉強重新調度，播出後出現他不能預計的政治風險，我情何以堪？事實上，早階段製作時提綱有點不濟，當時有好幾位關鍵人物思前想後，最終還是拒絕了。
《給十九歲的我》在同意書上的爭議，令今個學期紀錄片課的同學們受到正面衝擊。他們都憂心忡忡如何處理這回事。我提議他們及早掌握好自己要拍的題材，要三言兩語就能向被拍攝者說到重點。嘗試把主題變成問題，好讓大家一起探索。先拿口頭承諾，不要急於簽同意書。拍攝時要知行合一、慎言慎行，建立一個穩妥的拍攝關係。當然人心會變，只能以不變應萬變，那就是你拍這故事的初衷。一句到尾，在你鏡頭前面的是一個人，不是個案。廿幾年來我早慣了叫拍攝對象做個案（case），很抱歉仍在努力戒掉。
「點解我要拍紀錄片？」「點解我要繼續拍紀錄片？」
回答這個問題，令我回想三十多年前在巴黎讀電影的歲月。
年輕的我一直想學拍劇情片，令我認定拍紀錄片作為一種志業，卻始於留學期間為《鏗鏘集》當助導，拍攝中國移民故事的一段經歷。我們一直想找中國黑工聚居的民房，最後一天的拍攝竟然找到了。時間無多，我帶着攝影隊直踩現場。攝影師一直開着機keep rolling，民工們在鏡頭前一臉錯諤，我還匆匆做了訪問。我們拿到了珍貴片段，難忘那種成功感。這個片段很真實，當然被剪進片中。
影片播出後一個多月，我在巴黎華人社區食飯，碰到那個通報給我的華僑。他向我破口大罵。原來影片在香港播出後，巴黎移民局似乎也看到了，還進行掃蕩，黑工們都被遣返。我很沮喪也羞愧，那是一個不能彌補的過錯。我確切地認識到，手中的攝影機其實是一把刀。
那次的慘痛經歷，沒有讓我退卻，反而認定了我往後的路向，紀錄片可以有更好的呈現。可是，我要拍給誰看?那只會是我屬於的社會，不在巴黎，在香港。決定回來時香港正值九七過渡，我重新加入《鏗鏘集》團隊，一晃二十年。我站在鏡頭後面，記錄變動下的香港：九七回歸、七一五十萬人遊行、沙士⋯⋯
「點解我要繼續拍紀錄片？」為了記錄好當下香港，說好屬於我們的香港故事。
PROFILE
潘達培，資深紀錄片編導， 現為中大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專業應用副教授。曾為香港電台電視部旗艦節目《鏗鏘集》拍攝紀錄片二十多年， 作品逾百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