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代初的香港，經濟社會狀況雖較戰後有所改善，但生活普遍仍然艱難。生於這時代的香港青年難免對現實不滿，壓抑苦悶，唯有寄情文藝求自我實現；其時法國新浪潮電影正傳入香港，某程度上幫助了他們解惑紓困。
「新浪潮作為歐洲新思潮的一部分，啟發了我們去爭取自我身份，不只擴闊了我們的眼界，更對我們的人生路向有很大影響」，香港電影文化工作者羅卡如此憶述。
浪潮首度襲港
年已耄耋的羅卡，1961年大學畢業後即到《中國學生周報》任職編輯，同年年底，高達的《斷了氣》（港譯《慾海驚魂》）和馬塞爾卡繆（Marcel Camus）的《黑人奧菲爾》（港譯《人生長恨水長東》）等新浪潮電影在今已拆卸的銅鑼灣樂聲戲院首度公映。此前，羅卡僅在報章雜誌上讀過有關資訊，是公映時才與《周報》同事去親眼觀賞《斷了氣》，「看完不太明白，但都幾shocked（震撼），頗受衝擊。」
其後，阿倫雷奈的《去年在馬倫巴》、路易馬盧（Louis Malle）的《戀人》（港譯《曠夫怨婦》）、查布洛的《藍鬍子》（港譯《風流薄倖郎》）等多部法國新浪潮名作，陸續在港公映。羅卡尤其記得，1964年香港電影協會主辦「法國電影周」，放映電影包括杜魯福的《四百擊》及《射殺鋼琴師》等，「我們一班影迷看完後非常興奮，要大寫特寫，與人討論。」
《周報》與新浪潮
羅卡說的一班「影迷」，許多其實是我們今天耳熟能詳的影評人和作者，如陸離和西西。1962年，他接編《中國學生周報》電影版後，開始與他們一同撰寫影評，經常就法國新浪潮電影，以及本地或意大利、日本或美國的新電影發表己見。
《周報》電影版的版位不多，僅限五千字，但羅卡為求海納百川，盡量邀請不同作者撰稿，像舒明、吳昊、陳任、楊凡、譚家明等就是《周報》作者羣中的後起之秀，不少當時仍然在學，十八廿二。羅卡以足球比喻，笑言就一方面像「領隊」，物色寫稿新人選；也像「球證」，會編改刪短來稿，禁止他們「越位」，亦即超字。「大家年紀差不多，同樣愛好文藝，聚在一起有傾有講，又看電影又寫文章，造成一些氣氛」。
62到66年間，法國新浪潮風靡香港之際，為《周報》電影版百家爭鳴，氣氛最熱烈的時段。《周報》作者不但會討論新浪潮作品，更會譯介及引用新浪潮的「作者論」批評其他電影，甚或反過來爭辯以「作者論」作為電影評論方法之優劣，推廣新浪潮及其思想之餘，更為香港影評界注入些理論基礎。
羅卡回顧《周報》電影版之演變， 「由小羣互相切磋，砥礪寫作，進而影響更多新作者，又有讀者投稿，慢慢擴散開去。」《周報》電影版在六零年代滋潤了萬千本地影迷，稱其為當年最重要的電影讀物相信當之無愧。
新浪潮與戰後青年
法國新浪潮「人人都可以拍電影」的精神，更是推動了香港青年試拍電影。羅卡在67年辭任《周報》編務後，與《周報》影評人成立了「大學生活電影會」。他們在67至70年間辦了三次「業餘電影展」，參展成員包括何藩、吳宇森和金炳興等，羅卡自己亦有拍16米厘實驗電影。羅卡說，「業餘電影展」有點像今日的獨立電影節，當然規模較小。的而且確，回看香港獨立電影的萌芽，也可謂是從那時開始。
若要公正評價法國新浪潮對香港戰後一代的影響，則不能將其抽離於時代。在六零年代與新浪潮電影一併傳揚到港的，還有無數的歐美新知識、思想及文藝創作，它們刺激了香港青年的「想像」──而「想像」正是六零年代的香港青年所需要的。
六零年代的香港經濟仍待改善，青年現實生活發展困難，要長時間奮鬥才能出頭，加上政治氣候壓抑，「所以我們反而在文藝、想像的世界探索，尋找到自己的滿足感」。羅卡嘆道，文藝是當時甚少能讓青年實現自我的途徑：觀看新浪潮電影，可以從其懷疑建制，追求自由和個人解放的精神得到共鳴；遨遊藝術世界，發表影評文章，十零廿歲便能夠取得自我認同和自我身份。這就是六零年代青年寄情文藝，以及鍾愛新浪潮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