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拿什麼來維穩？維穩費！當然，但更重要的是拿人情關係，用誅連要脅人民「安份守己」。這種管治方式使得摯親之間會說：「大不了我們斷絕關係」。因為只有切割人倫，才能免受迫害。
「把感情疏遠，反而可以保護親人。」因《我還有話要說》一片遭中國封殺的導演應亮如此說。「斷絕關係」那句他媽媽數年前給他寫過。我以為他讀到會晴天霹靂，但他語調平淡：「這句話對我來說很正常，我明白當中的邏輯與底層意思。不在這個背景成長的人，會覺得很冷血吧？」我倒抽了七口涼氣。
應亮新作《自由行》講中國流亡者與家人在第三地見面的故事，片中都有這句揪心對白。這位從專制國度來到香港生活的「異鄉人」，借半自傳電影表達流亡期間難以言喻的思緒，也用以溝通對話，包括與他五歲的兒子。
毫不自由的「自由行」
看《自由行》比連飲廿四碗廿四味更苦。記得完場後導演來做影後分享，他道出自身經歷沒太多情緒，想必是講過很多遍，而且他會適時灑點幽默，雖然那種幽默比黑色更黑色。戲如其人，電影調子雖然沉重而悲傷，但有兩幕我笑了。他說：「我沒辦法把它完全當喜劇去拍，因為太貼身了，如果做到我會很有成功感。電影局部帶點幽默感，呈現當中的荒誕，都源自一些生活趣事。」以殘酷現實提煉的喜感，讓人笑完默默流出眼淚兩行。
應亮自編自導《自由行》，當然因為「還有話要說」，但他不是自說自話，他希望「對話」。「第一個對話對像是兒子。中國人大多不會對下一代完整而客觀講自己身上發生過的事，我不想這樣，我想有通暢的溝通，希望有經驗可以傳承。如果他長大後，有興趣了解那趟台灣之旅，這部電影可以打開話題。」電影講述楊樞導演因拍攝「敏感」電影遭中國政府處罰，滯留香港，無法回國。住在四川的媽媽癌症復發，想與女兒及四年來只靠視像通話的外孫見面。團聚不易，媽媽要先參加往台灣的旅行團，楊樞的港人丈夫則要訂好旅行團入住的酒店、查好行程，協助全家在台灣的酒店和景點會面。
說電影是半自傳，因為它並非百分百寫實，他刻意與角色「保持距離」，因為太貼身反而難下筆。楊樞一角是個女人，她到台灣與母親相見；現實中，應亮是與太太及兒子去見外母。「完全是自傳的話，觀眾會以為所有劇情都與我有關。但其實政治流亡者跟家人在第三地見面，是這個羣體的集體經驗，非我獨有。」見家人只能偷偷摸摸，過程還要被監視，電影劇情引起流亡者共鳴。「他們跟我說『這是我的故事』。」
流亡心情只能意會
流亡者心情之複雜不足為外人道，應亮居港六年多，千頭萬緒，難以言喻。「跟以前的朋友見面，他們誠懇詢問這幾年所發生的，客觀的事我能用語言解釋，但不能達到情感溝通，更不要說共鳴了。」他嘆了口氣續說：「時間及空間的轉移，加上大家背景不同，太難真正對話。」電影成為了溝通渠道，而他也覺得這作品是時候要寫了。「寫《自由行》劇本時，我流亡四年，那是我那刻必要表達的。一旦過去，就過去了。我要重新認識自己，和某些人對話。」
電影有些細節跟他的經歷相呼應。「片中楊樞穿的tee、拿的包，都是2012年前中國幾個比較重要的獨立電影節物品，活動在2012年後都被中國關閉。」2012年正正是《我還有話要說》的面世年份，電影取材自2008年導致六人死亡的「楊佳殺警案」，但篇幅都落在事發後楊佳母親的遭遇──她被擋在司法之外，連兒子被處決了都不知道。電影資金來自韓國全州影展，版權也歸他們所有。
《我還有話要說》被指「醜化司法，傷害上海警察感情」，當局很着急威脅應亮修改或停映，派人十二天走到他家七次給他家人壓力，甚至曾向影展提出要購買版權，試圖阻止放映，但全州影展表明即使對方出價100億韓圜（約5000萬人民幣）都不賣。
他從此不能進國門，要過流亡生活，我問他「值得」嗎？他語氣如立誓，說：「我有後悔嗎？沒有。拍《我還有話要說》，當時覺得很必要，企圖很單純。創作人創作前一定不會想後果，發生了後來的事我很意外，只能負上責任。我沒時間及心情比較利弊。」他強調堅持值得堅持的，比價值判斷重要得多。「我想起執導《大都會》的德國導演佛列茲朗（Fritz Lang）。納粹上台，希特拉很喜歡他的電影，希望他可為自己拍片，宣傳部長也去跟他談，他最終決定舉家流亡到美國。我相信他決定前沒有考慮『是否值得』，他的創作會否因流亡身份而有『賣點』，或者變得困難，因為生存還是第一位。」創作被扣上政治帽子，他從此成為異鄉人，只有眼前路，沒有身後身。
自由要無止境捍衛衞
他的家庭背景「很紅」，外公外婆都是共產黨官吏，他的自由意識偏偏自小就萌芽。「家人一直都在官僚體制內，從小已見過長輩如何處理案件，知道當中的不公平。他們嘴裏教我的東西，跟我在學校書本讀的完全不同，我清晰知道那『有問題』。」他十一歲時，父親被關押三年半，坐了冤獄。那段日子他看到媽媽如何痛苦及勇敢。「爸爸用了六年多平反，這件事令我有反思。」從此他對世界有探尋，有疑問。對於何謂「自由」，他有一番體會。「自由是一個動詞，需要不停追尋及捍衞，好像推石頭上山，你一定要持續做，否則它就掉下來，推的過程你就獲得自由與存在意義。」
《自由行》在港上映後，中國當局暫時沒什麼反應。他笑謂：「官僚可能認為假裝不知道更好吧，誰也不想麻煩！」《自由行》當然不能自由地在中國上映，但外地影展的中國觀眾卻幾乎一面倒討厭此片。「他們覺得每個畫面都是控訴，角色難以理解，覺得『導演很多怨』。」身為香港人，我倒不同意這種「指控」，更隱隱覺得故事跟香港人命運有連接。「香港觀眾大多很有共鳴，我很驚喜。」
仗義的香港人
猶記得他憑《九月二十八日‧晴》獲第53屆金馬獎最佳劇情短片時，說到香港是一個「俠義城市」。能留在香港工作及得到永久居留權，他感激一班無私的朋友幫助。「在我心目中香港人公民意識很強，有單純的正義感，對黑白對錯非常執着。」《自由行》的丈夫角色代表香港，義無反顧得讓我汗顏。他笑言：「丈夫是香港的化身。創作角度上丈夫的角色設計得不太好，因為他太好，這次旅行他默默打點一切。丈夫串起了楊樞母女的關係。」我認為丈夫角色與香港人最相似的地方，可能是對極權的不理解。片中他聽到公安與媽媽的對話錄音，吃了一驚。
作家陳慧有份參與合寫劇本，起初不贊成最後丈夫陪伴楊樞母親回中國的安排，但應亮堅持。「我跟陳慧有分歧，她認為那時銅鑼灣書店事件都發生了，丈夫不可能去中國的。我覺得如果媽媽獨自回去，這個結局太消極。對於香港人，我還是看到勇氣的。陳慧說『可能我作為香港人太悲觀了』。」或許身在此山中的人不識香港真面目，他眼中的香港很可愛，至少比我看到的可愛。
（編按：應亮早前得知同是異鄉人的中國異見詩人孟浪在港離世，特別為他寫了一首詩。）
拍拍孩子 編完精靈的詩句
呼呼呼 我悄悄搬開他的胳膊
帶著歡欣 離床而去
一抬頭 卻遇見你離去的訊息
安息 我只能這樣說聲而已房頂打開 裏面有扇門
精靈飛回來了 精靈又飛走了
北風陣陣
大精靈張開翅膀 小精靈張開笑顏
回家了 回家了吧 小精靈被催著離去
房頂又打開了 門也打開了
精靈們 飛了回去北風 依舊呼嘯 再見北風
小精靈 依舊調皮 再見 再見了精靈
小小的孩子 依舊呼呼呼 再見 再見吧孩子
我掀開被子 兩只花貓騰地跳起
呀 原來你們在這裏
原來我們 還是都在這裏
在一個熱氣騰騰的 夢鄉裏2018年12月12日夜 聞孟浪離去
（編按：《自由行》這部作品面世，很大程度由於應亮欲借電影與兒子溝通。他特意寫了一封信給五歲的兒子，他是體現「自由」，對自由毫無疑問的「麥兜」。麥兜年紀小小已學會自主，應亮一向尊重他的決定。應亮直言香港愈來愈不安全，他只能盡力做好安全準備，卻認為環境不美滿對小孩成長不全然是壞事，就讓他好好經歷。）
麥兜：
上個月你用磁鐵積木搭了一座「精靈房子」。你睡後，我聽聞孟浪叔叔去世的消息，那是一位自由的異鄉人。爸爸和他會面不多，與他相識前，曾有共同朋友說：爸爸與他形神有些相似。回想這些，我寫了一首詩，其中有一句：小小的孩子 依舊呼呼呼 再見 再見吧孩子
昨天你看到法國國旗。你問我「平等」和「博愛」的意義，卻沒提自由，藍色就是自由。我很高興，因你對自由沒任何疑問，因她就住在你的體內。在與你相識、相處的五年多來，教曉我自由意義的人，也正是你。從你那裏，我聽過最坦白的語言，看過最奔放的軀體，感受過你被約束時非常恐怖的憤怒，我也總驚訝於你很樂意與人達成共識。
麥兜，你的小名叫麥兜。在那兩本《微小小說》中，麥兜總是能用自己的方式理解世界，處理他的問題。因此，他是自由的。一個自由的人，肯定對自己非常了解，所以我動了念頭，要把我們去高雄見外婆的故事寫成一部電影，名叫《自由行》。待你長大，假設依舊認為自由是生命中的最高價值，我們可以談談你童年時的那次旅行。
你的爸爸 應亮
2019年1月9日於香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