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華文文學的火光 英培安的邊陲寫作

編按：新加坡華文作家英培安昨日離世。本刊曾於2015年訪問過他。他曾在香港旅居，與上一代文學人十分熟稔。

英培安於1947年生於新加坡，活躍於當地華文文學界，也為香港文學讀者熟悉。

草根書室創辦人是作家英培安，他是少有為香港讀者認識的新加坡文學作家。一開口，是純正流利的廣東話。他說，已經很少講了。家中剛好有師傅來修廚房水管，他跟人家聊起，就問他從哪裏來。對那一代人，還是有祖籍的概念。

最後的方言

「電視台已沒有方言好多年了。」他的新作品中有六分一到七分一是廣東話的。叙述用華語，但其中的老人家，辦粵劇等，講說話都用廣東話。三十年代很多人來新加坡做粵劇，馬師曾也在此住過，梁醒波從前就是新加坡的老倌。

他說書中沒說這些，不過今天或許很多人都不知道了，看見我們就提一提。「未禁（方言）前電視是廣東話的，所以我才可以說得這樣流利。看《網中人》、《變色龍》等香港電視劇，八十年代還是有的。」他曾任新加坡麗的呼聲粵劇組編劇，新加坡麗的呼聲有英語、粵語等不同方言的節目，不少從香港帶過去。

英培安在新加坡獲獎無數

激越的七十年代

英培安形容七十年代的自己是激進的，寫批評政府的文章不少，「七十年代開辦草根，之前開過一間叫前衛，賣了給也喜歡做書店的人，但不到兩年就又賣了。」英培安後來開辦草根書店，書店出入人多，當中有地下組織的。「突然一晚拘捕了五十多人，把我也關進去了。」在幾十來呎的牢房中，一張木牀，關了四個月，當時是1978年。「我人較孤僻，從來沒有參加任何團體，獨來獨往的。」

警察也找不到任何證據，三十日後，一名警官跟他說：「今天出去了。」就換了衫，上了車，他心想：「怎麼這麼簡單就出去了？」原來根據當時內安法，三十日內找不到證據就要放人，所以當天要放他。車子到門口掉轉頭，警官說：「但我們上頭不想放你，所以我們根據內安法release and rearrest。」 如是者幾次後找不到證據還是放了。「那些定了罪的簽了悔過書，放出來後會替他們找工作。我放出來後什麼都沒有說，反而找不到工作了。」被政府拘留幾個月，本來麗的呼聲要請他寫處境喜劇，但電視台是政府的，結果批不下來，就沒有工作了。《南洋商報》的老闆賞識，邀請他寫專欄，才做起半職作家。

草根書室由新加坡一代作家英培安創立，老顧客接手轉型，不時舉辦文藝活動和展覽。

南洋的騷動

這樣的經歷，觸發他書寫2000年出版的小說《騷動》：「新加坡五十年代發生過很重要的學生運動，像你們的雨傘運動。當時我不過是小學生，後來寫現代詩接觸的是自由民主的思想。」

五六十年代，戰後的英殖民政府為遏止馬共勢力，針對華民學校更改校制，引發一波又一波罷校學潮。不需公開審訊的國安法也在當時訂立，但那是仍可以公開示威的年代。「我訪問了一些當時中學生，有參加過這陣學潮的人，現在都比我老，已七十多歲，但現在還是有恐懼。我覺得那段歷史好重要，以此為背景，但我站在客觀的角度創作。」

作品《騷動》曾獲2004年新加坡文學獎，除了上世紀五十年代的新加坡學生運動，更諷刺當時天安門學生運動所面對的極權政府。

乾枯的日子

八十年代為逃避政治打壓，英培安旅居香港，一度羨慕香港的二樓書店，回新加坡後他在三樓重開草根書室：「當時我想不用怕，早上可寫專欄，傳真了過去香港，中午一時多才開店。還有《明報》小說版，本來開了一欄，但經營書店實在分身不暇，就推掉了。編輯很生氣，我後來也覺得好可惜。」

草根出版中文書，他以家中為地址。他剛搬了家，但從前出版的書本都包起來放在一角，「那些書是替人家出的，他們也許有一天要找起來。 」 草根出版的第三本詩集《日常生活》，其中1974年寫的《哀傷的兒歌》正值民辦中文報紙一家一家要關閉，後來都歸政府管理。「《南洋商報》關門時，《星洲日報》應該反對。但他們只覺得少一個對手。後來把《星洲》跟《南洋》合併成《聯合早報》，再變成《聯合晚報》，到今天的《聯合報》是政府的，最高層是退休部長。」

英培安出版文藝雜誌《茶座》時不過二十多歲

失落的華文

國家藝術理事會成立後，他第一本申請資助出版的劇作《愛情故事》內容涉及同性戀題材。最後資助遭拒，大概是規範化的信件說是因為作品水平不夠。同年，他卻獲得新加坡最高榮譽的文化獎。後來他的作品盡量在台灣出版，當地接受了才回到新加坡出。「香港現在倒是很少人願意出版文學，更何況是外地人的作品。」

談到中文文學在新加坡的狀況，他並不樂觀。「新加坡自從八十年代起教育開始制度改變，唯一一所華文大學關閉。現在雙語教育以英語為主，新一代即使會講華語，但興趣是英文。因為華文由小學開始只要求及格，但水平可以很低。現在更未必要及格都可升大學，所以要求其實是更低了。」一直以來新加坡看書的人不多，讀華文文學的更少，草根一直經營不易。英培安本打算關門了事，有幾位老顧客不捨，頂讓下來。「賣給了他們，我收了夠還數的錢就好了，經營中文書店不易。他們現在裝修得很美，像小誠品，只是草根的合夥感覺跟從前不一樣，也離開了。」英培安說。

《日常生活》是英培安第三本詩集。第一首詩《哀傷的兒歌》，寫於1974年， 對當時報業情況感嘆。

孤寂與執着

訪問前沒多久，英培安的癌症復發。他不便外出，但也欣然接受了訪問。見面時他看起來精神爽利，講話方式比一般在新加坡遇上的人都要剛正硬朗。

養病期間同時埋首長篇小說，新作《畫室》書寫藝術家對藝術的執着，以及生命垂危的孤寂。有說年輕導演準備要改編此作拍成電影。他自己則對文藝圈的發展沒有刻意關注，但這次談話間對新加坡甚至香港的社會動態仍清楚關注。一路走來都是艱難的路，英培安在談笑間輕輕帶過，最嚴峻的日子，還是沒有令他低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