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荷華城是一座優雅的城市。10月初秋滿地楓葉，空氣瀰漫着委婉沉靜的氣氛，來自世界各地的莘莘學子在大學城裏尋找自己的位置。五十多年前，一位台灣女作家來到這座城市，和丈夫在此開創了「國際寫作計劃」（International Writing Program, IWP），耕墾世界文學的豐饒之地。自此，愛荷華成了作家的理想國──能專注生活，專注寫作，並能與擁有共同理念的人交流。愛荷華城自此獲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文學之城」，聶華苓與 Paul Engle 的名字也傳頌至今。
每一代來參加 IWP 的華文作家也跟聶華苓尤其親近。作家們幾近每晚聚首在她家裏的客廳，也成了華文作家來 IWP 的「傳統」。因着 IWP 五十周年之緣，幾代曾參與的作家能聚首一堂，也能對照不同世代各異的經驗，如何匯聚成不同時期下的「華文」剪影。相對於「華文」語系，香港既能兼容並蓄，但亦因而處於「尷尬」的狹縫。我們同時擁有廣東話傳統，於是，香港文學彷彿游移在「華文」、世界與地域幾種觀念之間。在 IWP 高舉的「世界文學」概念，「香港」又能立足何地？
文學作為參照
本地作家董啟章在研討會上分享，香港文學穿梭在各種語言的轉換當中。因為政策的改變，香港作家曾一度在 IWP上缺席多年。直至 2009 年，何鴻毅家族基金會每年以「傑出香港作家交流計劃」來支持香港作家前往參與 IWP，而董啟章便是交流計劃裏首位獲邀的香港作家。
對比潘耀明所參與的八十年代，董啟章直言，他參與的時代不再存在冷戰時代的政治隔閡，相反，這成為了對香港文學的促進作用，也成為香港與中台作家更多交往的機會。他舉例，礙於兩地出版的隔閡，與他同年參加 IWP 的中國作家格非一直沒有機會閱讀董啟章的作品。於是，因為 IWP，一位中國作家便能藉此機會閱讀香港文學的作品。
除了讓其他地方認識香港文學，董啟章亦說到，IWP 能為作家提供寫作的現實條件，能讓作家不被干擾地完成作品。近年獲邀參加 IWP 的香港作家如韓麗珠、謝曉虹及鄭政恆等，也在駐留期間完成重要的作品。這亦是為香港作家提供最直接的幫助。當置身在世界文學的版圖上，香港這樣邊緣的地域，更需借助IWP來參照不同地區的經驗。他續說，在全球化漸趨向切割的時代，IWP的精神尤為重要。「文學能成為對話的共通點，不同理念也可互相了解與尊重，保持聯繫。」
折射自身 觀照他人
在邊緣與中心的討論當中，也涉及了香港作家如何折射自身，觀照他人。今年參與 IWP 的香港詩人劉偉成便是顯例。他來到愛荷華後幾乎每天能完成一首詩，是過去在香港數倍的創作速度。他說到，當完成詩的數量從過去以一首詩作單位，換成繁多的數量，從而讓他能觀察自己眼光的不同。
他以羅蘭巴特在《明室》裏談論拿破崙弟弟的畫作作例，畫作雖然沒有拿破崙的面貌，但羅蘭巴特仍然感到震撼的，是其弟弟的雙眼，曾目睹拿破崙不為人知的一面，因此目光是深邃。他形容，在愛荷華完成的詩作，就如這雙眼，曾看見過如此事物，也呈現出其時深刻且具層次的生活，亦是此行的巨大得着。「我也甚具信心，回到香港後能持續這種思維模式──能觀看畫面以外的事物。」過去，閱讀一首詩，我們會詰問為何詩人會選取如此題材，因而觸動。但如今思維模式易轉成為何不選取其他東西。這種創作模式的改變深入且細微，是在愛荷華這座文學之城的獨特生活體驗所賦予的。
劉偉成喜以不同比喻來闡析他的觀點。好像說到香港文學的特殊位置，他以《天龍八部》裏的喬峰與慕容復作例。前者專注於一門功夫──降龍十八掌；後者糅合各家之長。香港文學向來也是如慕容復的練功模式，但到了愛荷華卻無用武之地。「因為你不是以英文書寫，因此只能當喬峰，練好一門功夫，你的降龍十八掌就是華文。因此需要知道華文的厲害之處，也需要對文字敏感。」
後記：生活的藝術
在愛荷華短短數天，也能感受到在這座城市生活的特殊質感。一磚一瓦也能與文學感通。作家們在生活中創作，生活不比創作輕省。因此，在愛荷華，他們能專注創作以外，也能專注生活，如此作品才不至於空洞。IWP 的五十周年，也是由作家們豐厚的生活所填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