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十月，董啟章交出《後人間喜劇》後，華文文學界持續有不少書評討論，熱潮未過，在剛過去的六月底，他又寫成了一本長篇小說的定稿，計劃今年年尾出版。以一年一本長篇小說的寫作節奏，這位香港當代小說家確實筆耕不輟。「寫小說是我很想做的事。當然也覺得自己擅長做。但不是擅長做就會喜歡做，也要享受其中。為何喜歡呢？因為覺得每次都有新的創意，不是食老本，或因循照樣生產新書，而是覺得每一本書都有以前沒做過的事。不斷發現自己，是最滿足的事。」他說。
董啟章自言生活平淡，離不開讀書與寫作。他並非全年都在埋首寫作，除了定期在專欄爬格仔，分享書評，談談笛卡兒和康德，再由柄谷行人的《日本近代文學的起源》，談到人氣動漫《鬼滅之刃》，近年他也不時為本地文學作者寫序，向台灣出版社推薦香港作家出書。反之，一年裏面不是寫作的時候較多，當然說的是寫小說。
董啟章的作品篇幅長，以十幾萬字起跳，幾十萬字也不罕見，而且結構宏大，如「自然史三部曲」、「精神史三部曲」等，往往是構思需時。如今他的寫作，從準備好開筆寫小說，會花上兩三個月的時間，集中地、持續地每天寫。自早上十點，他在睡房內動筆，除了用餐，間中散步，便是埋首案前。那是他專心孕育小說的時光，據說，狐狸與刺猬總是形影不離地守護着他（說的是妻子送他的一對公仔）。有時，當他進入寫作狀態，甚至一寫寫到晚上十點，尤其接近到了小說的尾聲，如像跑步前的最後衝刺，忍不住加速繼續寫。
「當然，我不是不睡覺那種，我一定要睡覺。」他笑着補充。
寫作轉捩點
在這種寫作節奏前，小說家也曾經歷無法寫作的困窘。
那是二◯一◯年的《物種源始．貝貝重生之學習年代》之後，本來他計劃繼續書寫下集，但幾年間都寫不成書，有時寫了好幾萬字，卻不是自己所想的東西，刪掉重寫，反來覆去，寫極都不對，找不到動力，好像無以推動小說，是創作的停滯，亦因覺得小說的題材脫離了現實。小說是虛構，然而不能脫離現實，他解釋：「因為去到《學習年代》的主題，多是社區重建之類的，但我們知道進入一◯年代後，這個已經不是主要的社會議題，也不是大家最關心的事，小說變得脫離現實，關係愈來愈遠，更加寫不出。」
自此，董啟章幾乎有五年時間沒再出版新小說，也受困於焦慮等健康問題，一度什麼都做不到，直至一五年開始寫長篇小說《心》，即「精神史三部曲」的首部。
「那時告訴自己，原來的那些東西，唔寫咪算囉。第一要做的是拋開心結，即是說，那幾部曲不一定要完成。好偉大的那種想法，若卡在這裏，我就拋棄它。寫不完就寫不完，寫另外一些、完全不同的東西。」於是，摒棄過去的束縛，浮現在他腦裏的聲音是：面對自己。
他笑稱，當時寫《心》是對身體的一場欺騙：「隨意去寫，把自己當時的精神狀態表達出來，是無目的去寫。因為之前覺得我要寫作就不舒服，好辛苦。我便騙自己的身體：『冇嘢嘅，我唔係寫緊嘢！我冇做文學創作！我玩下咋嘛！』希望這個過程不會對身體造成負擔。是無為的。」《心》關乎夏目漱石的同名小說，姊妹篇《神》則化自陶淵明詩〈形影神〉，那段時期的董啟章練禪修，讀佛學，也想試着用體驗世界的角度去寫小說，前者是從佛家出發，後者則是道家之體驗。轉換以寫小說的方式，他繼續體驗和思考那些認知問題，對他來說，寫小說並不能頓悟所有，只是整個歷程的一部分，也是很重要的部分，是向前行的一步。
就在那時，他的心裏再次感到平和自在，「開始又ok返，都寫到嘢喎，未死得喎。從面對自我的一點，輻射出去觸及社會，但首先是由自己出發。」往後，他的創作靈感不斷，或者說是一種欲罷不能的寫作慾望，他也不明所以：「（寫作速度）唔知點解會郁得咁快，我想拉慢啲嘅。是很自然的狀態，即是好快就有新的意念，醞釀成熟，忍不住想寫，一開筆又唔停得喇喎。」
他形容不知被什麼催迫，但總是很心急地完成作品，「成日覺得，快啲做啦，快啲做啦，唔做冇得做喇。」剛剛完成的新作，從資料蒐集到十五萬字的定稿，才不足一年的時間。「以前不太急，可能以前的小說篇幅更長，幾十萬字一本，後來我覺得不想寫太長，唔work喇。」他不禁竊笑，先是解釋：「唔人道㗎⋯⋯對於讀者來說，點睇呢？」此話一出，未知董生的書迷作何感想？
「對於自己，亦是太大的負擔。長時間在寫作狀態下，其實係好傷嘅。始終寫小說是很消耗性的行為。」他指，是精神和體力的消耗，兩者不能分割，「當你的精神長期在一個很集中、帶有緊張的狀態下，身體就會有反應，變差。當時我病了，是physically寫不到，不是說沒靈感的那種寫不到，而是寫文章，寫一兩段已經不能唞氣，好辛苦，會揦住，先不說小說，寫篇千幾字的文章，是要攤喺度休息，是身心都綑綁一起的狀態。」
如今回想，他半帶自嘲地形容《時間繁史．啞瓷之光》那些作品是「痴線」：「日以繼夜咁樣，一日衝一萬字出來，但又不會覺得好累。到了《心》之後，就不可能了。雖然對大家來說，都是好長喎！但已經是⋯⋯輕鬆了很多，哈哈！」
嘗試通俗的嚴肅文學作家
「我是被認為嚴肅文學之中，最嚴肅、非常嚴肅的人。」說畢，董啟章也摸着後腦笑了。他在家沒有戴上幾乎等同個人標誌的帽子，只整齊地紮起長辮。
「我又不是否認。嚴肅文學、純文學也好，都是名堂而已。當然不是沒意義，是有某些區分。我不可能突然跳出來說自己不是一個嚴肅文學作家。雖然我出上一部書（《後人間喜劇》），和出版社說希望這本書作為通俗小說去推廣！哈哈，出版社都有點難為。」他解釋，首先書名已經不通俗，卻想不到其他更好的名字。不過，在寫作意圖上，他的確想把小說某些特質變得比較容易入口，至少騙到更多讀者去看呢。
這個想法的轉變，因為他自覺有個現象——「董啟章」被定型了。
「好多人就算沒讀過我的書，都把我定型是這樣的作家——即係好嚴肅啦，好悶，寫很長的書，讀到好辛苦，沒有樂趣的。很多人這樣想，因此覺得不用試着讀讀我的書。」他疑惑年輕一代的讀者，會否讀自己的作品。「純粹是直覺，覺得多年來都拓展不到讀者羣。我的讀者羣在這裏，以前睇開就繼續睇，即是十年前、二十年前的那班人，陪着我一起老，哈哈！」
他自言，並非真的要寫到很通俗，或討好讀者，而是在既有的寫作習慣和喜好下，尋找一些元素，吸引新讀者羣。例如《後人間喜劇》帶點通俗劇味道，也保留嚴肅的部分，「我希望是摸索。我不可能變成通俗文學，不是我覺得通俗文學不好，而是我做不到，但我有沒有辦法去融合通俗或流行元素，令事情更得意。」
一部寫到流淚的小說
董啟章始終認為，長篇小說可以更加深入、持久去呈現一個人物的精神歷程。「一個人的歷程要一定的時間才能夠深入，觸及面才能闊。短篇當然也有其好處，捉到較輕或短促的一面。我希望小說是一個體驗的歷程，而這個體驗有一定時間的延續性的體驗。短篇像是某一個點，叮，點明了。而長篇就是把整個體驗打開，你進入去，要一定時間浸入去，去經歷那件事，我是喜歡這點，是要一定長度才可以做到。」
他即將推出的新作，當然亦是長篇小說。源起是他去年十月在文化博物館參觀的一場展覽，談香港鉛字與印刷。他被這套名為「香港字」的中文活字吸引，發現這種鉛字出現的情況和歷史，和香港史很有關係，於是當日看完展覽，他回到家中，就對太太說：「我要寫一部關於香港字的小說！」當時，他甚至把本來計劃好的另一部小說暫時擱置，傾注所有心力去蒐集資料。
在幾個月內，他孜孜不倦地翻閱歷史文獻古籍，包括十九世紀傳教士的傳記，如第一個來華的基督新教傳教士馬禮信，從他們的傳教活動，像一八五◯年代印製的新舊約委辦本聖經，還有英華主辦的中文雜誌《遐邇貫珍》，研究印刷開發字的經歷。他也滔滔不絕地解釋，尤其英華書院的辦學，學生讀四書五經，也讀聖經，習英文數學地理，同時書院具印刷所，鑄字印書。「我覺得吸引的地方，是香港字一開始在香港出現的時候，匯合了西方人、西方文化、傳教士，基督教信仰。西方人學中文，也要學中國文化，好像是中西的接觸、融合的產物，這很代表到香港本來是一個怎樣的地方。在此期間，在中西的思想文化有很多衝突，也有互相學習、融合的地方，是很有香港特色的時刻。」
面對海量歷史資料，董啟章也有考慮過：是否要寫成一個我們期望的「歷史小說」？
他依然選擇以大量虛構的成分去寫作，像故事中一個主體的部分，就是發生在當代，這兩年的香港。他精簡地描述，小說是把研究發現者的歷程變成故事的部分，以女大學生為主角，她怎樣得知「香港字」，以及參與展覽，「更確切去講，她是一個精神混亂，空洞的狀態下，找回一些支撐到她、讓她投入的事。」而女主角發現香港字的歷史和自身家族有淵源，也是小說家筆下超想像的虛構部分。
如果上一部作品《後人間喜劇》是帶胡鬧心態的寓言，董啟章直言今次的新作，是一部悲情的、沉重的小說。「應該沒寫過這麼悲慘的書。基調是比較沉重的，自己好代入到那種心情，就會好悲傷。是一部我會令自己寫到流眼淚的書。」
不可以從他人的期待出發
小說和現實的距離，每個作者大抵各有所好，或遠或近，沒有也毋須劃一標準，對董啟章來說，他認為自己算是近距離去面對自己生存的世界，「我幾乎每一部小說都和寫作的時間同步，寫同時代的社會狀況。但我不想直寫事情，通常寄託在另一些虛構的處境，另一些主題，或者表面很個人的事情上。」
作家書寫當代，董啟章認為如今是多了挑戰。
「以前寫嘢，唔好話好耐以前，兩三年前寫嘢，不需要想寫出來的東西有什麼後果，沒可能的，寫小說而已，什麼表達形式，什麼題材都可以寫。創作範疇，文學創作，如果真的出現限制、嚴重後果，會點呢？暫時都未想像到。」
但未想像到，就會感覺到憂慮，他說。「你話無憂無慮，繼續寫，我想所有人都不會說。憂慮是，無端端有把聲音在背後，不斷提醒你，小心啲，咁寫得唔得。以前不可能這樣想，不是寫作會考慮的事。」
董啟章每有新作，都備受文壇期待。談到被期待或包袱，他指：「或者有人期待，『睇下董啟章寫咩先』。我盡量不去想。一個人的創作不可以從其他人的期待出發，否則會很痛苦。你很清晰，無論自願或不自願，感覺到某種期待，就要回應期待去寫，是很痛苦的。」
從一九九二年開始在報章發表小說起計，董啟章的寫作生涯將近三十年。他回應，是晚期，但都仲有想寫嘅。如他所說，他沒有長遠計劃，畢竟寫作是內在出發，每次都是積累到一些事，很想寫出來，而不是規劃，「寫每部書都當是最後一部的去寫。寫完就下一本，好彩仲有。因為未知邊次會停。會唔會仲有下一部，真係唔知，可能覺得寫晒了，或者沒有動力驅使我寫。我覺得正常的，到時都不會覺得可惜，都好啦，咁多年想寫的都寫出來了。」
剛完成新書定稿，這位小說家已經急不及待開始構思下一本書。繼續寫作。
PROFILE
董啟章，香港大學比較文學系碩士。現專職寫作。二◯一四年被選為香港書展年度作家。《精神史三部曲》、《自然史三部曲》為其著名系列。其《體育時期》改編成舞台劇，並售出國外電影版權；《地圖集》也已翻譯成多國語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