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西西在文學世界創造了「我城」，但喜歡西西的讀者不限於「我城」。近年西西的著作陸續在內地出版，吸引大批忠實讀者。但早在十多二十年前，西西已是大陸文化界備受尊敬的香港作家，現住廣州的詩人凌越撰寫紀念文章，回憶多年前在香港跟西西見面的情境，深為西西的識見和眼界拜服。）
<在香港的大街遇上西西>凌越
2003年11月，我應邀去香港中文大學參加一個有關當代詩歌的研討活動，那時我正在《書城》雜誌做編輯，主持原創和訪談欄目。因為和黃燦然、廖偉棠等詩友的交往，我很早就知道香港幾位非常出色的作家，並讀過他們的部分作品，盡管他們的作品在內地出版已經是十年後的事情。我當時即深感內地和港台之間文化上的隔膜，相互了解的多是很外在的那些較暢銷的作家，而真正優秀的嚴肅作家，彼此之間連文學圈內部都所知甚少。因此我在《書城》上特意刊發了不少港台嚴肅作家的作品，其中的幾位（駱以軍、董啟章等）更屬首次在內地刊物發表作品，香港作家主要有西西、董啟章、黃燦然、黃碧雲、也斯和何福仁。
那是我第一次去香港，雖然呆了一周，但是逛書店、參加活動、見朋友見作者，行程排得滿滿當當。和何福仁通了幾次電話約見面的時間，和他約好我離開香港的那天中午見面。我們相約見面的地點是地鐵佐敦站的恒生銀行。
西西深居簡出 穿著樸素
我背著一包書、提著一袋書，在人頭湧湧的香港地鐵裡穿行。頭一回逛香港書店，想買的書太多了，最後把購書範圍限定在文學範疇之類，我才不至於要再買一個大包裝書。到佐敦車站下車，我遠遠看見一位儒雅的長者，手拿一本書（因為之前未謀過面，何福仁為了讓我便於認出他，便說好手拿一本書，什麽書名我現在記不得了），我一眼認出他，因為他身上有一種特別的讀書人淡漠的氣質，不用看他手中的書，我也知道他一定就是何福仁。簡單寒暄幾句，他就帶我往外走，和許多香港人一樣，他的普通話不是很利落，而平時他也一定是寡言的人。可是他的沉默並不讓我覺得不自在，反倒讓我感覺親切——我一向喜歡情感內斂的人。
我們匆匆從人流熙攘的地鐵站出來，即踏入佐敦地鐵站外喧鬧又逼仄的人行道上。和許多香港人一樣，何福仁走路很快，他還說要幫我提一袋書，我當然拒絕了，何福仁當時也已年近六十，頭髮都花白了，絕對是我的文學前輩了，我怎好意思讓他幫我提書呢。沒走多遠，何福仁突然停下來，我有點詫異，也跟著停下來。何福仁指著站在人行道護欄邊的一位瘦小的老婦人向我介紹：「這是西西。」我當時的驚訝可想而知，一是何福仁之前沒有跟我說過西西要一起來，更重要的是，我知道西西一直患病，多少年都是深居簡出，買書都是由好友何福仁代勞的，我的幾位香港作家朋友也都多年無緣見到她。因為她的書一直由台灣詩人楊牧主持的洪範書店出版，以至於當時很多人認為西西是台灣作家。
我到現在還記得，西西當時身著樸素的藍布外套和布鞋，頭髮有些花白，表情很友善，我立刻上前和她握手，向她問好，同時抑制著我意外又驚喜的情緒。因為多年和疾病抗爭，西西當時看上去氣色不太好，臉上帶有病容，走路也很慢，以至於在去餐廳的路上，我和何福仁都有意放慢腳步，以便保持和西西一樣緩行的速度。我想也是這個原因，體貼的何福仁沒讓西西下到地鐵站，而是讓她在地鐵站外的人行道上等我們，地鐵裡空氣比較窒悶，顯然不利於西西重病後身體的康復。
走了幾分鐘，就到了附近的一家西餐廳，落座之後叫了幾份簡單的點心，大家很自然就談起文學。西西祖籍廣東，但在上海出生，並度過童年和少年時代，說一口流利的普通話，這讓我自然又多出一份親切感。當時聊了一個多小時，氣氛融洽愉快，我還記得我還開玩笑說，要是帶錄音筆錄下來就是一篇很好的訪談啊。可惜我沒有帶，我根本沒有料到會見到西西，更別說採訪了。當然，也許正是這種非工作性質的散漫聊天，讓整個見面交談的氣氛變得更為輕鬆了。
西西曾編內地小說集 引介先鋒派
我們談了很多，我現在還記得一些。我問西西喜歡哪些外國作家，她和何福仁相視一笑，說：「他們現在都成暢銷作家了。」原來他們從上世紀六十年代開始就已經迷上卡爾維諾、博爾赫斯和卡夫卡了，當然那時他們看的是英文版。從這裡，我們也就知道了西西小說裡那些花樣翻新的敘述方式的來源了。素葉同人引起我的尊重，當然不僅僅因為他們的操守，而且也和他們的小說和詩歌中流露出的明顯的現代主義文學印記有關，這一點在何福仁的詩歌中也表現得尤為明顯。坦率說，和比素葉同人晚一輩兩輩的香港作家執著於香港本土經驗相比，西西他們的文學視野要開闊得多，當然他們的寫作也從「我城」的本土經驗出發，但並不刻意去闡明那個著名的已經有幾分刻板的文學公式——所謂地方的就是世界的。換言之，在對香港本土經驗重視的同時，他們對西方文學思潮和語言本身一直保有一種開放式的敏感。這一點在西西諸多優秀小說和詩歌中都有精彩的呈現。
因為對現代派文學的敏感，西西也是港台作家中較早注意到上世紀八十年代內地文學中的先鋒派的，她在那時就編過一本內地小說家的小說集，其中收錄了莫言、余華、蘇童等剛剛在內地文壇嶄露頭角的作家的作品，從中可以看出西西眼光的犀利。我談到內地優秀作家之少和它巨大的人口相比完全不成比例，西西的回答簡潔明瞭：「因為內地不自由。」提到台灣文學，「王禎和生病住院，醫生聽說他是王禎和，立刻給予悉心照料，那位醫生就是他的粉絲——這在香港是不可想像的。」說到此處，西西並沒有絲毫艷羨的表情，仍舊是坦然平靜的樣子。
的確，對於在香港做文人的孤寂命運，他們早已坦然接受，毫無怨言。不知怎麽說起布萊希特，我翻出剛剛在香港書店買的一本台灣版布萊希特詩集（李魁賢譯），找到在地鐵上剛讀到的一首《李樹》，指給西西看，西西轉頭跟何福仁說，這本我們也要買一本，然後說起他們有一年去德國旅行，去過布萊希特的故居，「好像院子裡還有這棵李樹。」西西、何福仁結伴去過很多國家很多地方，作為自在的旅行者和觀察者，這些都在他們的詩文裡留下清晰的印跡。他們也曾多次到內地遊歷，何福仁微笑著說起他們某次在成都的經歷：「我們在一家商店的櫃台前看裡面的東西，服務員走過來，竟向我們大聲斥責：『看什麽看！』」我們都笑起來，顯然那位服務員很勢利，看他們服飾質樸，以為他們是毫無購買力的普通老人了。
他們到內地旅行，純粹就是觀光客，從不和內地文人有任何接觸。的確，對於作家而言，沒有比自由更重要的了。而對自由的獲得，一方面要看外部環境有沒有提供這樣的可能，然後還要看作家自己能不能放下世俗功利的羈絆。對西西來說，寫作當然地就是一個人孤獨的事業，並且對這孤獨持一種坦然接受的態度。她和世界之間聯繫的唯一橋樑就是她的作品。她常年生活在香港一間小小的屋子裡，可是她的文學世界卻是那麽遼闊。世界賜給她一間小屋，而她卻回贈給這個世界更多的世界，更多的溫暖，更多的美。事後想起在青文書店見到的厚厚一摞西西作品，就是從這樣一個病弱之軀中流露出來的，不禁對西西又平添了幾分敬意。
生命力頑強 創作豐碩
之後的十幾年，我和西西、何福仁聯繫不多，這對於生性散淡、淡泊名利的文人而言，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了。大約十年前，西西小說的內地編輯雷淑容女士，請我去東莞一家圖書館，參加西西新書《縫熊志》的一個分享活動。我從廣州過去，趕到時活動已近尾聲了，現場人比較多，一場活動已經令西西有些疲憊，就上前簡單打了個招呼。那時距我在香港第一次見她已經過去十年了，我欣喜地發現，西西整個人的氣色比十年前好了不少，不禁感慨西西的生命力該是多麽的頑強旺盛。
可能也是因為這個原因，西西在生命的最後十年，參加公開的文學活動要比以前多一點。而更讓人高興的是，隨著西西作品在內地的大量出版，也為她在國內贏得了一大批忠實讀者。同時，在最近十年，西西也獲得了不少重要的文學獎項，在我看來，這些都是對這位外表羸弱、內心堅強、深居簡出又才華橫溢的作家遲到的致敬。
（編按：文中小題為本刊編輯所加）
PFOFILE
凌越，詩人，評論家，譯者。安徽銅陵人，現居廣州。著有詩集《飄浮的地址》，評論集《為經典辯護》等。主編「俄耳甫斯詩譯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