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白日之下》故事改編自香港殘疾護老院舍真實新聞案件，近日引起不少熱論。時間回撥至二〇一五年，該系列報道刊出時更加轟動全城。然而新聞隔一段日子無可避免被另一則新聞覆蓋，資訊浪花源源不絕，不少人或已淡忘，那股震撼卻一直停駐在簡君晋心中揮之不去。
如今《白日之下》拍出傳媒工作者的矛盾與掙扎、殘疾人士的痛苦，各種制度的不公。當現實比戲劇更荒謬時，簡君晋坦言追求實感不是為了還原真相，而是把內疚、痛苦種種感受坦誠地放進電影中，最後還沒有忘記要放進一點希望和善良。
《白日之下》：十年後仲會唔會有記者？
「你覺得十年之後，仲會唔會有記者？」出自偵查組記者凌曉琪（余香凝飾）口中的這句對白，成為電影《白日之下》上映以來經常被引用的一句。簡君晋和另兩位編劇李卓風、唐翠萍撰寫劇本時，眼見內容農場（content farm）湧現，追求譁眾取寵，受眾耐性愈來愈少，那時他們關注的是紙媒式微，大眾不再重視優秀報道等問題。
簡君晋從來沒有想過，五年前寫下的這一句對白，如今「期限」剛過一半，問句賦予的意義卻已截然不同。
「現在的衝擊是，可能有些記者移民，有些轉行，他們覺得沒有前景，很灰暗，整個大環境已經不同。在這件事（故事藍本），當初很多報道，院舍釘牌之後，有些人是沒有繩之於法，已經有人去告，誰知（被告）又釋放出來。我們經歷的情緒，好似公義可能被彰顯，之後原來又放返出嚟，這些波動很多，這五年幾就在經歷這些。」
最初他們三個編劇純粹以記者角度出發，後來聚焦於記者的內心，譬如對將來的恐懼、個人拉扯。「我不是說為記者發聲。」簡君晋強調，電影是嘗試呈現對記者的觀察，譬如無論是原型的兩位偵查記者，抑或身邊認識的記者，簡君晋觀察到對方心底有一種正義感，「但如果它太過放大，外露出來，像他們（記者）年輕時可能都很熱血，反而換來很多傷害。或者可能做一隻故，好爆，但兩日後大家已經不記得了。因為這是一個資訊爆發的年代。五年多前，我反而專注講院舍的，現在慢慢轉換成去講記者對其崗位、身份的認同，他們的掙扎、矛盾。」
電影正式上映前，有過幾次優先場，觀眾席上不乏新聞工作者，甚至有一次由記協包場放映。簡君晋說，不少觀後感反映，其實記者唔係咁，「某啲場口，記者操守唔應該係咁。」也有記者向他直言：「唔好意思，我哋係最critical嘅一羣，每樣嘢都會抽秤。」他毫不介意，反而覺得種種意見幾得意，「以我的觀察去看，記者其實都是一個人。我拍的是曉琪這個角色作為一個人，面對掙扎矛盾的時候，她可能有些事情會做過火，甚至乎超越操守。她面對其他角色的衝擊，原來都會動之以情，不斷地拉扯。」
你共我原來太多的類似
順着話題，訪談間和簡君晋聊起劇情和對白，例如梁仲恆飾演的同事亮，嘴裏吐出OT怨言，實際上還是甘願付出，來得自然真實。簡君晋說，其實記者和電影人有太多相似，「當然有些電影人是不在乎。哈哈，也有些記者都不在乎。如果你是在乎的一羣，我們就有些共鳴。」
「我經常說，新聞工作者和電影工作者有一個千絲萬縷的連結，是大家好像對將來都有一種迷惘。我認識的記者中，好像99.9%都是這樣。我沒有見過一個很天真樂觀的記者覺得前景一片光明。電影人也是，我們經常都會討論電影何去何從，但不只是香港，是世界性的。大家都好像已經lost track。人們還會不會在乎一些有質素的記者？還有沒有人會在乎一些實在的電影？人們現在稱呼這些為『內容』，content，這個字可能很中性，但聽起來有點貶義⋯⋯」簡君晋在訪問場合對着記者訴說種種，對話隨之變得微妙。「就像現在我們這麼辛苦做訪問，你好畀心機做一個很高質素的記者，可能轉眼已經過咗，因為現在大家習慣睇五秒就碌開。所以我覺得我們兩者好像有種連結。但是我相信如果仍然有人在乎真相，仍然有人在乎有質素的新聞，仍然有人在乎電影的話，它們一天都會存在的。」
這話說來正面樂觀，簡君晋坦言自己絕非天真到認為世界很美好，「而是我經常覺得『希望』是，你知道現實多麼殘忍的時候，仍然擺出一個態度去相信。因為冇嘢可以做嘅時候，唯一就係相信。不相信的話，就不會發生。這是一個力量。」
從沒有任何一刻要放棄過？簡君晋毫無猶豫立即回話，冇，完全冇。爽快乾脆，姿態堅定。假如照他所言，新聞工作者和電影工作者有太多類似，眼前的簡君晋興許是那0.1%的樂觀存在。他聞言大笑起來：「可能真係。」
他人之痛苦 電影與現實的荒謬
根據真人真事改編的作品，總會引來劇情虛實的討論。簡君晋直言，現實往往比電影更戲劇化。「很多人會問，究竟有幾多是真是假，我講不了比例，但你們以為是我們創作出來的劇情，偏偏那些是真的。最荒謬的東西其實是真的。」
所謂荒謬，該如何理解？對簡君晋來說，像令人憤怒的不公義之事，都是很荒謬。「我們本身會有普世的價值、標準，在每個文化可能不同，視乎自己的認同。當有些東西越過某個你認同的價值觀，就會覺得荒謬。」新聞報道揭露本地殘疾院舍問題嚴重，簡君晋帶着作品參加不同國際影展，發現這樣的荒謬也有共通：「原來是一些世界性問題，本質都在這裏，不過是程度問題。我去世界各地不同影展，東京、芝加哥、紐約、馬來西亞也好，他們都會連結到自己地方的一些荒謬事，未必完全一樣，但是不同程度的荒謬。」
在撰寫劇本時，他盡量克制理性，但很多時候在資料搜集時，難免牽動情緒，或愴然或憤慨，例如在法庭看見案件相關人士，甚至有些朋友正是事件的家屬，感受甚深。
新聞報道記錄真相，電影改編算是一種延續，更新甚至再造記憶。簡君晋指，電影不一定反映現實，而是需要提供觀影感受，令觀眾入場睇戲時，有嘢拎走。「譬如今次《白日之下》拍攝手法上，我們追求實感，做資料搜集，盡量把一些真實的東西放進劇本，因為我心裏覺得人是追求真實的。拍電影可以很天馬行空。但是我今次的創作希望觀眾感受到實感，因為希望他們可能看完之後，再一次回到現實時，他們會記得曾經有人是這樣、現在也是繼續有人受苦，而他會反思。」
他說，困難的地方也正正在於如何拿捏真實，又不致於二次傷害，消費他人之痛苦。「有些很譁眾取寵、血淋淋，拿別人痛苦做賣點的東西，我們全部都會拎走。某些場口我們盡量克制，但又要有震撼的感覺。總之我們不能夠把別人的痛苦變成『你睇吓佢哋咁樣受苦，咁痛苦』。我們每一次都說得很清楚，從編劇到攝影配樂剪接，以至每一個演員他們都知道這一點。」他認為，不是還原多少真相，而是儲起當中的感受，角色之間的情感和關係才是最重要。
說到底對於界線準則，他自知沒有一個答案或解決方法。「這點其實做記者的都有。我很坦誠地把這種感受放在電影裏。最後通伯（姜大衞飾）講了一句『唔好為一件啱嘅事而內疚』，其實可能是我跟自己說，可能跟當時的記者說，或者跟不同的朋友說這一句話。我們嘗試都把這個感受放進去，過程是很困難的，但這是目標，我們放在心裏記掛着。」
內疚是很複雜的，簡君晋說。「但我認為，如果你想帶來迴響、有改變，過程一定艱辛，中間一定有各樣痛苦。但是不是因為這些事而不去作出改變，當作看不到？究竟我們是選擇繼續麻木，不想有內疚感，還是要繼續嘗試？每樣東西都有代價，所有東西都是得來不易。所以我理解，自己沒有一個很具體的答案，但我嘗試坦誠地將這些感受放在故事裏面。」
著名文化評論者及作家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在《旁觀他人之痛苦》中指出：「憐憫是一份不穩定的感情，若不形諸行動的話，它會萎凋。問題是如何處理被牽動的情愫，那些藉傳播而得的知識？若誰覺得『我們』不能有何作為——那這個『我們』是誰呢？『他們』也不打算有任何行動——那『他們』又是誰呢？於是人開始感到鬱悶、犬儒，漠然。」簡君晋指，像《白日之下》裏一些很轟動的真實事件，其實很多人早已忘記。「我知道有觀眾睇完戲之後重讀以前的新聞報道。起碼記者做過的努力，原來都會再有人睇返，被人記得原來是有這樣的事情發生過。」
簡君晋相信，電影有一個重量。「當觀眾好像記住在心裏面的時候，有些事情他都可能可以做。每個人的崗位都可以發展，可能會照顧你身邊的人多一點？不要只理自己，不是各家自掃門前雪，已經差很遠。」
簡君晋：希望不是結果，是態度
五年前，作品仍未能開拍時，簡君晋曾經質疑自己面對這麼着緊的事件，但好似乜都做唔到；一路走來患得患失，才好像做到少少嘢，他形容，這部電影只是「少少嘢」。
「真正發聲的是記者、社工、議員或前議員，他們奮鬥了二、三十年都只是改變了一點，可能法例上改了幾個字，保障到一些人。記者做了多少事，才可以促成第一間釘牌院舍。我自己做的事是很渺小的。電影有力量，但我做嘅事算得啲咩？我們很容易得到掌聲，拍得好、演得好，邊個俾掌聲記者？當然他們可能不在乎。所以在《白日之下》最後一場戲，甚麼是希望、善良，不要以為是口號，真的是經歷過、好痛苦。」
最後一幕，哭成淚人的凌曉琪遇上雨過晴天，簡君晋指，無論幾繃緊痛苦，仍然覺得最後是有希望。「很多人認為希望是要有結果，當我問你覺得一件事有冇希望，係問得唔得。但是，希望不是結果，是態度，是未有結果的時候，你保持着這個態度。很多記者、社工每天都失望，每天都做徒勞無功的事。抹吓眼淚，起身繼續做。這個堅持才是希望。」
再一次感覺眼前的簡君晋是近幾年我遇過的人之中極為少數的樂觀分子。「我係㗎，哈哈！失望是有，但沒有放棄。我年輕的時候會有很多無聊事比較emo，但我不喜歡那個自己，所以我就想辦法，當有失望的時候就想通一些事。可能十年幾以來都有很多故事無法開拍，有其他各樣原因，但我不想自己鑽入那種懷才不遇，我很討厭那類人。只有放棄的人才是懷才不遇。」
他笑說，被人拒絕好閒啫，個個都被人拒絕。但他知道依然有些人由衷期盼能順利開拍，已經很難得。他甚至坦言自己算得上幸運，「起碼有一件事情在追求着。在這五年，個個都知道我很努力希望可以開拍這部作品，我又沒有放棄。其實我不覺得自己很痛苦，因為我已經很幸運地追求自己想做的事情，而做到了。」
在現時社會氣氛緊張、新聞自由受壓的環境下，拍一部以記者、真相為題材的電影，身邊不少人都替他擔心。「擔心就還擔心，我經常強調希望是一個態度。整個過程，當然可能有很多一些前輩在後面幫我頂了很多東西而我不知道，給了我一個環境，覺得不用擔心。我很感謝有這些人，我會記得這些前輩是如何幫我，到我有機會變成前輩，希望都可以幫其他人。擔心是乜都做唔到，不如做啲嘢出嘢。最後可能一關關又過了之後，現在都上到吖哈哈。」他也感激唐翠萍和李卓風，共同經歷《白日之下》還有《IT狗》，「我跟他們是夥伴、朋友，很親密的。我很開心成長的過程都有他們在。我們其實很坦誠，經常說很矯情的說話，哈哈！例如講多謝已經好矯情，毛管戙啦。」
簡君晋指，樂觀不等於天真。「天真就是離地。如果你不了解現實多麼殘忍地樂觀，這就是離地。像編劇阿風講的，你要有希望，必先要了解甚麼是絕望。」
他坦言，至今還沒有時間沉澱下來評估這套戲對自己有甚麼改變，「但我學識將憤怒收埋啲。以前可能會展示出來，現在很多東西我不會說出來，收起，嘗試把我很珍貴的某些情緒放在故事、電影裏面。要鬧人我就用電影去鬧，哈哈！」以前深受《教父》、《星光伴我心》等電影影響，他形容它們都像老朋友，也是解藥，每隔一段時間翻看，同一句對白總帶給他不同方向的鼓勵。「例如失望時會看《星光伴我心》，只是一段，有句對白是無論你將來做甚麼都好，Love it。」接着他便戲裝看到淚流滿臉。彷彿如他所說，抹吓眼淚，起身繼續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