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銀幕重看貝托魯奇（Bernardo Bertolucci）一九八七年的名作《末代皇帝溥儀》（The Last Emperor），確實是百感交集。我已忘記了第一次看這部電影是什麼時候，但印象中是在明珠台或者國際台看到吧。
說起已故大導演貝托魯奇，不得不感慨戰後意大利電影的光輝歲月，已經一去不返，可以說，貝托魯奇是那個美好時代的最後一顆明星，從此後繼無人。如果以戰後意大利電影比附一度盛極而衰的王朝，貝托魯奇本人就是The Last Emperor。
貝托魯奇在《末代皇帝溥儀》拍攝前，策劃文學改編電影《血色收穫》（Red Harvest），卻一無所獲，反而《末代皇帝溥儀》為他吐氣揚眉，再奪事業高峰。
我最欣賞的貝托魯奇電影，還是一九七〇年的《同流者》（The Conformist）。二〇一一年的「說影再生花：影評人之選二〇一一」，我就選擇了《同流者》，並在場刊中寫下這句話：「Marcello的人生四階段也終於分明了—烙上陰影的童年、婚姻與正常生活的追求、同流者或機會主義者、逆流者或逃避主義者。」（Marcello是《同流者》男主角，奉命要暗殺自己的老師。）
《末代皇帝溥儀》也以相似的人生階段，建築起情節的主結構，而且兩部電影都以回憶探入主角的內心世界。電影開始時，溥儀以戴罪之身來到撫順戰犯管理所，溥儀一度嘗試自殺，而電影就回到一九〇八年，溥儀登基的前塵往事。
溥儀三歲就成為宣統皇帝，少不更事，電影刻劃出童年的自我中心，未曾了解社羣秩序，他最依戀的人就是奶媽，奶媽被逐的一天，就是溥儀童年的終結，而他也了解到大清已亡，於是電影帶出了另一主旨：溥儀只是紫禁城的囚徒，也是身份的囚徒，這個身份在舊世界是至高的光榮，在新世界卻是一生的負累。
《末代皇帝溥儀》中的戰犯管理所所長，翻閱莊士敦（Reginald F. Johnston）的回憶錄《紫禁城的黃昏》（Twilight in the Forbidden City），而電影也來到另一階段，刻劃出溥儀的青年時期、婚姻與正常生活的追求。
一九一九年，中國爆發五四運動，外面的世界積極求變，而溥儀也在變化成長，他跟隨蘇格蘭人莊士敦學習，嘗試了解世界，也與婉容、文繡結婚，這是溥儀的求變時代，隨着一九二四年北京政變，溥儀先往日本使館，再赴天津，溥儀終於不再是紫禁城的囚徒，他已是一個成年人，更是作風西化、出入上流社會的花花公子。
然而第三階段來了，溥儀成為日本人的同流者或機會主義者。溥儀成為宣統皇帝時，還是年少無知，成年的溥儀成為滿洲國康德皇帝時，卻是希望把握機會，有意大展拳腳，但他想不到自己只是身份的囚徒，日本人的棋子，希望帶來絕望的打擊，溥儀再一次不能走出外面世界的大門。
最後的階段是逆流者或逃避主義者。溥儀在共產主義世界已是不合時宜，關押勞改十年，溥儀避開人世，成為植物護理員，卻見證文化大革命的風暴，貝托魯奇眼中的文革，是荒謬的歲月。溥儀重訪紫禁城，而文革後的故宮已是遊客的消費景點。
溥儀的一生，經歷了兩個時代的革命，一是辛亥革命，另一是文化大革命，從帝制來到軍閥時代，從戰亂來到毛澤東時代，貝托魯奇從人的成長角度，看溥儀的人生、社會潮流的變化，也預示了一個新時代。
一九八四年，香港影評人陳耀成在訪問記〈從《巴黎最後探戈》到《末代皇帝溥儀》—貝托魯奇一瞥〉中，記下了貝托魯奇的一句話：「我們生存在一個價值真空的時代。你明白嗎？唯有當一切的價值都湮滅時，消費主義、資本主義才可以肆無忌憚地出售任何事物⋯⋯。」
《末代皇帝溥儀》的尾聲，再一次令我想起這番說話。
作者簡介
鄭政恆，文化評論人。著有《字與光：文學改編電影談》、散文集《記憶散步》、詩集三本。二〇一三年獲得香港藝術發展獎年度最佳藝術家獎（藝術評論）。二〇一五年參加美國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