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設香港首創紀錄片概念店 導演黃肇邦：望把拍攝得着轉化成行動回應社區

紀錄片導演黃肇邦（阿邦），憶起那年傳理系畢業後的夏天，到了台灣工作一陣子。那時，他看了許多電影，拜訪了不少藝術及影像工作者。隨時隨地，就跟朋友談起藝術，或走到街頭拍片及玩音樂。

他說：「那種氛圍，很刺激到我去想期望自己做一個怎樣的人，或從事怎麼樣的工作。」可惜，如此快活的日子過了大半年，就是時候面對回現實。返港後，他把喜歡的興趣都拋諸腦後，開始為着維生接拍廣告、短片，並當起場務，做着做着卻發現自己不太想做下去。

他想重拾那時在台灣對創作的熱誠，於是寫了計劃書拍攝首部紀錄長片《子非魚》，此後剛好每三年就會推出一部作品。在第十年的關口，開了一家以「紀錄」為主題的小店，希望能把拍攝時的得着，化為行動力回應社區需要，宣揚記錄與聆聽的重要。

5.店舖以「紀錄」為主題，阿邦認為正正人有了紀錄，才會知道自己的由來，對於更全面理解一個人很重要。

在夾縫中找想說的事

阿邦一直喜歡觀察社會，成長在草根家庭的他，於舊式屋邨目睹不少荒誕但活生生的故事，早期做餐飲業及賣波鞋時，亦接觸了形形式式不同類型的人。自言從小不太能在書本吸收知識的他，覺得自己觀察力份外靈敏。中學時的賣旗活動，已能窺見他的洞察力。他問記者如果想早收工會選擇到哪裏賣旗？那斷然是要找人多的街頭，但他卻拋出一個叫人暗自稱許他小聰明的地方—投注站。果真，在那兒二十五十元的鈔票不斷被投進小袋子，背後是因着一份求神回贈的心理。其後，簡單的賣旗活動更叫他思索到社會公義。「這些觀察力及思考力可在什麼職業實踐得到，其實這從來也沒想過，因社會沒有一個專業能讓你發揮這些。」

他心裏常有一股把想法以影像作為媒界呈現的渴望。他大學的紀錄片功課《舞回路》，曾入選華語紀錄片節。在怠倦的工作中，他生起不如拍攝一部紀錄長片的想法。於是，他寫了計劃書，二〇一一年獲CNEX基金會資助，拍攝《子非魚》，以小孩角度出發，描述他們眼中的貧窮和家庭問題。首部長片便打響頭炮，入選多個國際影展，並得到FIRST青年電影展「最佳紀錄片獎」等獎項。之後，他還拍攝了記錄照顧者及年長父母家庭的《伴生》，以及敍述罕見病患者及家人爭取權益的《3cm》。他說：「這三部長片的題材都很微細，我是在夾縫中找我想說的故事。」

《子非魚》（2013）
《伴生》（2016）
《3cm》（2019）

十年走來

一晃眼，紀錄片導演的生涯走過十年，記者因而跟他細談起這些年的感悟。不少人會認為阿邦必從一開始，就很喜歡紀錄片。他卻笑指不然，最初他也不肯定自己是否喜歡，都是在跌跌碰碰 中摸索，尋覓着自己的位置。而紀錄片亦予他機會嘗試不同崗位，如在《子非魚》，他一個人拍攝、剪接，同時是導演、記者、後期配樂員。從前他還會覺得自己可以做不同範疇的創作，不一定要拍紀錄片，但漸漸他開始承認紀錄片在他生命裏的地位，「原來它也改變了我生命很多，我會覺得真的幾適合自己，或者那條路應該要再努力點走。當你肯定它存在時，當然不是已畢業，某程度代表你要由頭再來過。因此這一兩年，我重新再了解紀錄片，重新想在這範疇更努力。」

第二部作品《伴生》在社區得到不俗的迴響，在巡迴社區放映中，讓更多觀眾認識了他。通常其他人繼後會拍更大規模的作品。來到第三部作品《3cm》，他卻走上回頭路，自資one man band拍攝。「其實每次拍完，也不知是否再有時間或力氣拍下一部，但很多時在生活中有很多事情觸動你。」

黃肇邦談起拍攝紀錄片心得時，提到每人做每件事，結果雖然也重要，但更要緊的是過程中焦角與態度一致和正確，清晰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患罕見病的單親媽媽池燕蘭在立法會哭訴的片段，就深深觸踫他的心田。「她那句不甘心，其實不只三個字，背後有很多難處及累積了很多問題。很多人想自力更新，但社會條件不許可。當你愈了解生活，會被很多人真誠的說話或舉動觸動。」池女士在成功爭取將昂貴藥物加入藥物名冊的卑微願望達成前離世，更遺下13歲同患罕見病的女兒。這更讓他下定決心要拍一部有關罕見病人的紀錄片。

他為作品付出的成本高，但最後觀眾卻不是很多，但他卻從無怨言。「最後未必有很好的結果，可能是我作品本身的命運，但不代表它就在那裏死了。它仍是生的，會影響我做下部作品，及如何看人和事。」他總覺得做創作最終還是對自己負責，不太計較回報，覺得想試就去做。

阿邦從來都只是找尋合適自己的跑道，然後就在當中創作。拍了好幾部作品，他覺得第一個有得着的人，毋庸置疑是自己，每次拍攝都幫助他了解這個世界再多點。「我每次拍攝也很單純，覺得是讓自己去了解一樣新的事物，虛心聆聽或記錄一件事，出到來自有它的故事，但如果在過程能啟發觀眾或傳遞到信息，是額外的獎賞。」

開店回應社區需要

其中的得着，包括拍攝《伴生》時，讓阿邦對照顧這議題有更深體會，並使他盼望把得着化為行動。他參與有關照顧者的議題政策倡擬，也籌備不少活動跟社區人士對話，但還是有感不夠。兩年前，他跟藝術治療師友人梁靜韻（Gigi），在北角開設”Not a Gallery”藝術治療小店。

過程中，他們發現十來歲的年輕人佔了很大的比例，因着個人或社會因素有情緒問題。同時，阿邦在這兩年辦紀錄片活動時，發現有許多年青人都想在紀錄片發揮及學習得到，無奈要持續找到空間辦活動卻不易。後來，覓得資金支持他們創造空間辦活動，雖然資金不太充裕，還得依靠兩人在外工作補貼，但他們還是想一試，想繼續把自己的職業、能力，轉化成行動力在社區拓展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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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年十二月，他們於灣仔開設香港首創的紀錄片概念店”SINCE Concept Store “，是一個集合閱讀、觀影和展覽的主題空間。由一個紀錄片導演，到開設以「紀錄」為主題的實體店，阿邦還是想把相信的信念散佈開去。小店出售不少有關心靈、親子、關係等的書籍，也有精選紀錄片影碟。店舖的一隅，還有個交換祕密的角落，提供紙筆讓客人書寫心事，寫好放進盒子，然後取一封其他人的信封。「我常覺得只是了解自己的故事是不夠的，交換心事的重要，是學習聆聽及了解他人的故事，才會知道自己為何會有一些感覺、困局。」

阿邦也覺得在現時的速食文化中，紀錄片會是閱讀自己及世界的窗口。他向來覺得這個社會互相理解、聆聽的機會很少，可能大家很多時了解一件事時，都是依靠維基上寥寥幾百字，未能透視背後那些人的生命。「紀錄片正正能告訴你一些人當時發生的事，他們的即時反應，及希望表達的訴求、感受。」視覺上目睹真實人物的對話、情感表現，會令人了解那件事更透徹。他拍一部紀錄片往往花上好幾年，深入一個社會議題，他冀盼藉着實體店把自己的見聞分享開去。他計劃之後每月辦主題講座，也會有紀錄片放映、工作坊，及藝術治療小組。

小店有一角有個交換心事、祕密的空間，讓人記錄自己的心事，然後再交換其他人之前寫的信。因為知道大家未必能一下敞開心扉，就在牆上加上多行提示詞語，讓大家更容易下筆。

在社區開展紀錄片教育

阿邦指這裏相對一個做生意的地方，以實驗空間來形容更貼切，他坦言：「這空間會否一定很成功、順利，我都幾肯定是不會的。」他覺得香港從來在紀錄片方面的支援不多，也不似台灣等地有專門的紀錄片學院。是以，他另一方面都期許店舖在社區為紀錄片教育作些微的填補。

紀錄片對比從前，在今天的香港更受注目。雨傘運動出產了十多部相關紀錄片，反送中運動出產的數量更多，也有不少作品入圍外地影展。「紀錄片是其中一個媒介記錄這個城市發生了什麼事，或將真相還原。當然一部紀錄片不能還原所有真相，所以要不同的人努力去記錄，才能得到真相重整整件事。」在有限條件下，出產了如此多紀錄片，證明了當中的重要性，以及還有不少有熱誠，願意付出的創作人。

但他覺得除了社會事件的紀錄片，同時可以有更多其他類型，令大家知道紀錄片的存在價值，不忘當中的人民關懷。他盼望，未來可以有更多不同題材的紀錄片記錄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