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kick」是黃飛鵬在這個訪問中說得最多的形容詞。世界的錯綜複雜讓他覺得「好kick」。他是個對周遭人事好奇的觀察者,也是擅長發掘故事的創作者。
不少人認識他,都因《十年》中講述製作標本男女的《冬蟬》,認定他走藝術路線,他笑着回應:「好想跟他們說不是呀,不如看看我其他作品,超生活化。」確實,他的電影經常取材自社會邊緣人物:低下階層、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童(SEN)、外傭等,而新作《一雙》就講述老人院「被綁手老人」的故事。
當了兩年「老人精」
黃飛鵬侃侃而談,說起促使他拍攝老人題材的一晚奇遇。某夜凌晨,他在旺角等小巴回工作室,有位老伯上前問他如何去石硤尾邨,他心生奇怪,問下去才發現老伯不知自己身處何方,便截的士送老伯回家。上到老伯家,老伯太太雖然感激他幫忙,但似乎對丈夫的走失見慣不怪,只等着老伯自行找方法回家。談着談着,他開始懷疑他們假結婚。臨走前,他遞上卡片着老伯再遇上同樣情況可以找他。
「覺得整件事好kick,只是等小巴遇到一個人,那個人已如此kick。」這個經歷讓他思索老人問題,並拍攝了數齣老人題材的影片,他笑稱自己已當了兩年「老人精」。
換上別人遇上老伯問路,應該答完便走,黃飛鵬卻會細想背後的種種,無怪乎他的作品充滿對社會邊緣人物的關懷。他的早期作品《寂靜無光的地方》,講述SEN學生的困境,校園欺凌一幕讓人揪心。聚焦照顧者的《尼菩薩》,描寫照顧患上腦退化症老人的外傭另有家庭擔子,自身也有難處。從這些人物身上,他看見故事。「很想告訴別人他們的生活經歷,又想陪伴他們一段時間。」皆因他覺得世界並非如此簡單,「當你認真看身邊的人,你會發覺這些人全部都好kick、好複雜。我們很多時選擇簡化,但簡化過程卻找不到答案。」
被綁手的老人也有過去
他最近的作品《一雙》,主角是位在老人院被綁手的老伯。這雙被綑着的手曾經是圓胖的小手。電影從他出生說起,觀眾看到他童年第一次踩單車時摸到風、第一次拖女孩子的手、戴上結婚戒指、抱着初生的女兒及揮別母親與妻子,這些片段都在他心中留有餘温。老人年老了,大家便忘掉他一如你我有過去,有感受,以方便照顧之名,隨便綁着他們的手。
他想藉着影片除去被簡化了的視覺,提醒觀眾老人是有感受的「人」。大學時老師說過的一句話,他銘記於心,「電影放完,不是就此在銀幕消失,而是讓你看見身邊的人。」他常常想如果大家看完電影走出去,不是討論到哪裏吃飯,而是思考自身或他人,會是個很美好的畫面。以影像拉近人的距離,是他拍攝的方向。
成為首先喜歡作品的人
黃飛鵬踏上電影路,源於講述城市生活無力感的畢業作《池之魚》。作品走過台灣南方影展及德國布倫瑞克國際電影節後,讓他思索:「原來拍成這樣都有人看,它跟賣座電影相差很遠呢!有人想看我拍的電影,我可以繼續拍?」自此他慢慢走出自己的路,製作了不同社會題材的影片。
他尤其着重拍電影時的獨立精神。「我的創作過程源於自己的決定,那些決定不是為了取悅觀眾,而是我與影像的溝通和提問。我希望我作為第一個觀眾,會喜歡作品。」
獨立影像有空間讓人近距離觀察社會,記錄主流以外的故事。但現實是獨立創作的路不易走。黃飛鵬說好幾年前已有人問他:「獨立群像死得未?」集資、製作、發行到放映每一步都是難題。「錢從何來?資金少如何拍?拍完哪裏放映?一環扣一環,沒有一樣容易。」除了當導演,他同時接下幾項freelance工作,就像訪問後他會為一部影片當副導演,幫忙casting,「freelance生活讓我賺取令我不會餓死的本錢,同時能沉澱自己寫劇本。」
對他來說,拍電影能令自己變得更好,過程中可以看到世界的萬千可能。訪談間,黃飛鵬提及他在寫一部較長篇的作品,又馬上笑言:「還未想怎樣處理這部作品。不想了,反正都想不到。」無論如何,繼續做自己首先喜歡的作品,是他的堅持。
「一雙」微電影首映影會 暨「再思約束」分享會
日期:2019年6月13日﹝四﹞
時間:下午2時至5時
地點:灣仔港灣道2號 香港藝術中心古天樂電影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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