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文學館藏的想像和實踐➁】中大圖書館「香港文學特藏」:記錄一代香港文化人足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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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圖書館的意義

【香港文學館藏的想像和實踐➁】中大圖書館「香港文學特藏」:記錄一代香港文化人足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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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〇二年,盧瑋鑾教授(小思)捐贈大量香港文學、文化書刊及檔案資料予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香港文學特藏」遂成立,館藏日豐,直至二〇二二年更翻新成全層。

然而,李麗芳館長坦言由始至終最大的問題都是空間。「從圖書館新翼擴建,到成立進學園,擴建整個香港文學特藏,都離不開大學對我們支持,特別是段校長來過參觀,也很高興有這個地方。最初這裏只是一間房,十年左右擴建了另一個房間,但還是很小的。你看現在整層的面積,是很進步了。不是第一天就可以有很大的空間、很多館藏等等,差不多經過二十年持續去做這件事。」

香港文學研究中心主任黃念欣教授表示,從空間問題引伸出來的,是香港文學的分類:「甚麼是文學,甚至乎不單止是文學與非文學類,是文學的雅俗都要解釋的。大學圖書館就是很好的認證,收藏有研究價值的東西,而留待日後的研究者去說明其價值。」

圖書館學的專業 館藏與當下的聯繫力

中大圖書館根據圖書館分類方法把浩瀚藏書捐贈整理上架,在二◯二二年擴建後,成立了西西文庫和劉以鬯文庫,有別於還原本來作家書櫃的排序,同樣按照圖書館分類法,重新排列妥當有條理。

黃念欣教授指,大學圖書館本來講求非常合邏輯、符合圖書館學的分類。「其實按圖書館分類法都很有趣,例如西西晚年所寫的《欽天監》,大量傳教士來華歷史、科學知識,我們看到西西對清代歷史的興趣,由寫《哨鹿》到後來寫《欽天監》都有相關清史內容。又例如她遊歷很多不同地方看建築物,有比較少見的非洲人文地志藏書。只要按圖書館學的分類,便發現西西藏書其實很全面,很多不同編號種類的書,不只是PL(指中國及其他東亞語文及文學的類號)的書。」

以劉以鬯文庫為例,其著作《酒徒》是第一本中文的意識流小說,而藏書中有大量喬伊斯、福克納的作品,並兼收翻譯本與原文,收藏較完整。黃念欣教授表示,即使複製不到當時劉以鬯家裏書櫃排序,亦無礙理解意識流文學對他的影響,「曾經有中文系同學研究《酒徒》主人公讀的文學作品,再比對劉先生的藏書,發現其實有很多重疊的地方。這些都很有意思。如果這些書拆散放在圖書館裏,我們就只看到一本本福克納或者喬伊斯的書,但是放在劉先生的文庫裏,會連繫他整個創作,及意識流先驅地位。」

龐大豐富的館藏能有助更多深入研究,按香港文學資料庫的熱門搜尋顯示,近期最多搜尋的有西西、也斯、黃碧雲和劉以鬯,還有研究粵語寫作的資料,李麗芳館長認為可以窺視研究方向的一鱗半爪。她另提到二◯一三年設立的「香港中文大學金禧天庶獎學金」,目的是推動校內學生善用圖書館資源從事一些文學研究,每年都有頒給一名本科生及一名研究生,「從這個獎學金也可以看到他們的研究方面,譬如很多人研究也斯、或者黃碧雲某些小說,今期得獎是研究潘國靈旅遊文學。」

在館藏或研究題目角度似乎集中資深前輩作家,如今年輕一代的文學發表平台漸趨多元,持續出現新人書寫,面對新生代香港文學發展,黃念欣教授先引陳平原教授為例:「他研究文學史書寫,都對於千禧之後的文學史表示投降,很多作家在網絡互動,在各種社交平台的通訊是收集不到,也要切割一下,或者有些東西經過時間淘洗之後能留下來。」

然而,她認為圖書館確實做到接續傳承的作用。「香港文學定義,除了沒有香港就沒不會出現的文學之外,其實沒有香港青年讀者和青年作家,就沒有香港文學。新一代的接棒能力是很重要的。」

她分三方面作討論,首先是從學生研究或「金禧天庶獎學金」題目,不乏對《中國學生周報》、五十年代粵語文學在專欄應用的興趣,也有研究黃碧雲《盧麒之死》和六六騷動。「你明白舊物其實也有新人對它有興趣,做的東西出來就是新的東西。」第二點則是圖書館作為正常館藏,持續收集最新出版的文學作品,包括不同年輕香港作家。

至於第三點是產出新的文學作品。中大圖書館內舉辦不同文學活動,如剛過去的二月三日辦了聯校中學文學日營,讓同學閱讀西西文學,也找來黃怡主持寫作工作坊;還有賽馬會「觸境生情」虛擬實境語文教學計劃,讓學生通過虛擬遊歷來寫作,黃念欣教授表示:「那些中學生寫的作品,可能是未來的香港文學,或者已經是香港文學作品了。那些不是我們的核心責任,但是其實都由香港文學這興趣推而廣之,使大家對生於這個地方,或走過深水埗鴨寮街對豆品廠有些回憶,他們創造出新作品,便是延伸價值。」

「我經常強調的是舊物和新物的接通能力。大家都知道《盧麒之死》這本書對於現時社會的呼喚力。我很多時候寫專欄文章或者做研究時,有了資料庫也會容易一些。」黃念欣教授以近期熱論紛紛的劇集《繁花》為例,延伸至研究財經、金融相關文學的研究,同樣可在中大圖書館找尋檔案資料,「可能最後想到一個題目是對我們眼前的問題有關,譬如大家說究竟香港是不是一個『國際金融遺址』呢?這個聯繫力是最有價值的。」

「我們做好了一個database或者館藏,我們想到甚麼問題就可以去那裏問。一個database就是香港文學的AI。這使大家思考問題時,會多些回到我們身處的城市,從香港過去的歷史、過去的文化、文物裏找答案。作為大學圖書館,既符合輔助研究的使命,對於社會,當大家好像有些問題不知怎樣找答案的時候,其實長遠來說是有一種貢獻。」黃念欣教授道。

發展數碼館藏 爬梳文化關係網絡

中大圖書館創建多個和香港文學有關的資料庫,包括「香港文學資料庫」、「香港作家及藝術家傳記資料庫」和「香港早期小報」等。李麗芳館長表示:「圖書館作為文化保育機構,透過不同的途徑與社會大眾接觸,使校外人士都可以用到圖書館一些獨特珍貴的館藏。數碼化是一個很重要的元素去接觸外界,圖書館投放了很多資源在數碼館藏上。」

以「香港早期小報」資料庫為例,涵蓋逾八十種報紙,以小報(Tabloid Newspaper)為主,掃描本地重要報紙文藝副刊,包括一些被視為大眾化取向的報紙。「為甚麼要做小報呢?因為小報在香港來說其實有很重要的地位,特別是副刊。比如也斯、西西、劉以鬯,很多作家都會寫不同專欄。我們想透過香港小報,去看香港的文學、文化等等方面。」李麗芳館長解釋道。

檔案庫裏還收輯很多剪報、電影廣告、作家訃聞,甚至作家的嫁女請柬,或新年宴飲的簽名冊,黃念欣教授指:「小思老師把香港文學看成一個連繫眾多的網路,有一個文人關係網。這些資料本身很零碎,有了大學圖書館的資源,著力發展電子化,所以製作到一些作家生平,或者作家交流網絡的關係圖。以後能繼續再進一步去豐富,但這些東西都是沒有資料就做不到。要多謝小思老師第一源頭的捐贈,但是圖書館的收藏館藏和電子化是很重要。」

要梳理整合繁瑣蕪雜的資料,需要不斷補錄遺漏。李麗芳館長表示,接下來嘗試利用人工智能,於作家最新著作或傳記做一些擷取,搜尋人物出生資料或者人脈社交關係的資訊。她提到資料庫亦將有機會給作家更正資料,一同建構更完整的檔案庫,「例如試過有作家同名,但此君不同彼君,他便可以直接在那裏提出改正,我們檢閱過是正確,便會更正。」

對於種種數碼人文的發展,她們期待未來更多成效,同時肯定圖書館實體空間的意義。黃念欣教授指:「作家本人真實來過這個空間,例如石琪來參觀,以後我們再看《中國學生周報》,那個感覺和意義就很不同。這記錄了一代香港文化人的足跡。我很感謝圖書館有這個空間,才做到這麼多訪客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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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間建構香港文學的圖像

圍繞作家圖書館的想像,仍是嘗試階段;或過往本地爭取文學館的經驗所示,困難重重。李麗芳館長說:「好像村上春樹圖書館,當然好,樓高多層,而且他寫作量豐富,翻譯成不同外國語言,還有個人黑膠唱片捐贈,這些真的是很特別。在香港來說,我們就算是成立一個文學館,外界曾經爭取過,都爭取了很久。這個過程真的不容易。」她感嘆道:「你想一下,我們(香港文學特藏)從一個很小的地方,當時是一、二千尺,要這麼多年才有現在這樣的規模,真的得到大學全力支持。若沒有空間和金錢上的支持,都非常困難。」

黃念欣教授認為「西西空間」的嘗試可能是適合西西的一種親切做法,「像去土瓜灣看看美利大廈,看她的故居,或者土瓜灣生活圈,認識我們曾經有這麼重要的作家在這裏。作為一種文學散步,或者是文學地標,我覺得已經很好。如要起一個很宏偉的館給西西,我想就算西西或者她的家人,都未必覺得很適合,或者喜歡西西的讀者,可能不是一個最好的呈現方向。富德樓現在是其中一個很溫暖親切的形式。」

由西西的溫暖親切,談到小思的低調謙遜。李麗芳館長提到,不少人都很驚奇:為甚麼沒有「小思文庫」?她解釋:「小思老師是個很謙虛的人,最初已不想用自己的名字去做文庫。」小思於二〇〇五年曾以〈造磚者言〉為題撰寫香港文學資料蒐集及整理報告,其中寫道:「曾經我愈來愈覺得自己只適宜做一個資料搜索者,先做好磚,作為建構香港文學史的材料 ,以待有心的研究者應用 。」

這點謙遜,黃念欣教授認為對研究來說亦很重要:「這個特藏的開端是小思老師捐贈,但是她強調不要標榜一個人,是她研究香港文學這麼多年的心願,雖然很多人聽到她的名字會覺得很安心,但她說千萬不要標榜一個人,會窒礙了那個範疇的發展,因為對一個人的印象不同,可能限制使用資料的想像。」

另一個對於館藏的重要價值,是由民間做起。「小思老師說,由民間做起都是她的信念。現在做地境,或者小思老師提的『香港文學散步』依然是很有啟發力的。」黃念欣教授說着說着,忽發奇想提出:「我覺得《明報》是很應該做,例如查生(查良鏞)叫林歡時寫的那些影評,在報館哪個辦公室?或者《明報晚報》時代是哪裏?最多人讀金庸趕稿寫《射雕英雄傳》又在哪裏寫的呢?這些其實很有意思,可能外國人、內地讀者都想知道,是我們香港獨有,而那些資料就是在貴公司。」她笑道。

然而此番說話實非玩笑。黃念欣教授續道:「廣義而言,這個是一個香港文學的圖像。我們現在不是要放一些人在神枱,或者用神位去供奉,去推一個所謂作家館,而是有甚麼我們才有機會知道。我覺得查生對《明報》的貢獻、或者對香港的貢獻,這些是民間的,未必真是一個人,可以是一個機構。其實一個文學館應該是在民間,我們每個人參與的機構都是很珍貴,有很重要的東西。」她表示,不必急於提倡成立一個作家的博物館,「那個可能是一種心願。但是重點是新的方法,或者挖掘新的材料。這要繼續努力,圖書館繼續努力收藏,我們研究者都要努力去看看有些甚麼新的館藏,思考一些新的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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