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角力、民族主義，身份認同等各種問題盤根錯節，積成香港長年面對的難解之結。本地社會學者黃培烽就嘗試聚焦於一九二四年的「英京賽會」香港展館，為殖民地統治期間香港唯一一次於英國的綜合展覽。他首次分析展覽籌備過程、爭議與影響，重組這段鮮為人知的歷史，探究一個世紀前香港在英國帝國主義與中國民族主義的影響下的不同表述。
黃培烽專研香港社會、城巿研究，文化及歷史議題等，在一次研究上海世博時，偶然於網上發現一張明信片，是他從未見過的「香港」——準確來說是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五年舉辦的大英帝國博覽會的香港展館。香港展館由仿照皇后大道中而建的商店樓房、傳統中式廟宇及兩座古城樓構成，令他好奇的是：為何當時會用這種形式呈現香港？展覽過程中發生了什麼？為何這次展覽在香港近乎被遺忘？
成功展現工業城巿
大英帝國博覽會（The British Empire Exhibition）於一九二四年及一九二五年舉辦過兩次，選址溫布萊公園，參與展館包括大部分當時英國直領地、殖民地及屬地。在是次檔案研究中，黃培烽聯絡英國做本地歷史研究的組織及歷史愛好者，蒐集相關資料，並收集逾一百八十件藏品。他提到，當地很多歷史愛好者不是從研究角度，而是愛好為先收集物品，再嘗試追溯其歷史；而他的訓練則從社會、歷史角度出發，再去蒐集藏品。「這點對我來說最有趣，因為不是很多東西都可以隨便買到，當然很多明信片上網都買到，但以這個方式逐樣找，再砌成故事，這一樣是困難的，但也是最有趣的。」
「英京賽會」意謂在英國首都舉行的比賽博覽會，黃培烽解釋：「歷史上這種博覽會是有比賽成份，就是比併各地的工業發展。」本來香港展區位於溫布萊公園偏西南一隅，地理偏僻，但透過這次唯一一次於英國的綜合展覽，香港成功展示到工業城巿的一面。黃培烽指，上世紀二〇年代的工業發展為戰前最快速的年代，以本地英商為例，如太古的船塢發展，同時又帶動造麻繩業；另外香港本地華商的工業亦已愈趨進步，當時由華商提供的展品包括銅器、辣椒醬、香煙、荔枝、藤器、絲綢等均有在香港展館商店發售，甚至有華工於展館內示範工業製作過程。
黃培烽表示，相比其他殖民地展館，香港展館是相對成功的。「有的殖民地沒有參與，有的殖民地展館則引發起嚴重的反殖民主義情緒，例如西非館，引發當時在倫敦讀書的西非學生抗議，如寫刊物批評，也是導致日後成立西非學生聯盟的誘因。香港則完全沒有（反殖主義）。」雖然香港展館如此成功，但黃培烽提到一點：其實最初香港政府是不願意參加的。
展館爭議與偏差表述
由於展區開支由各殖民地當地政府承擔，香港政府本來憂慮財政問題，不欲參加。黃培烽分析：「雖然時任港督司徒拔的評價相對差，不是很處理到和華人社會的關係，但整個展覽都很skillful，政府一開始就不打算參與，就是避免問題。」例如最初的爭議是何謂香港產品，香港華人參展商可否將中國大陸的產品通過展覽發售等。
另一個爭議落在咕喱、人力車車夫和人力轎車夫上。在計劃初期曾考慮把三者帶往溫布萊公園，唯遭到香港華工的強烈反對而擱置。黃培烽解釋：「這是民族主義的反對，而不是工人階級的反對。香港有出現勞工運動，因為人力車車夫覺得待遇不好，但這是勞工問題，在展區就是民族問題，他們（香港華工）覺得是shameful，不能是華人在歐洲拉人力車，覺得是歧視的。」他也補充指一直以來在不同博覽會內都有人力車，有的車夫甚至不是華人，而是南非人。「可能當時不夠敏感。我們現在回顧會覺得不sensitive，當時的人應該不會這樣想。」
在整個檔案研究中，黃培烽特別強調展館的建築，更製作出其立體模型。香港展區由建築師濮霞拔（ Herbert William Bird）設計，由香港館及中華街組成，採中式建築設計，有兩座城樓，館內更設一間中華酒家，也仿照皇后大道中複製商業大街。從廟宇屋簷，龍形浮雕、花格窗、斗拱等等，都沿襲傳統中國文化，甚至是明信片都以古代中國服飾、形象來呈現香港。以刻板古代中國形象表述香港，黃培烽援引英國歷史學家Robert Bickers的論述——英京賽會企圖通過香港展區將中國納入溫布萊公園。「我一半同意，一半不同意。當然是有納入到英國的一部分，但另一方面是表現現代的香港。」他續說。
不同社羣各謀其利
這些表述正正可以反映不同社羣的利害考量，也是時代環境的政治因素影響。港英政府的表述方式是通過香港將中國納入英國一部分，黃培烽表示：「政府想將未成為殖民地之前的香港情況和二〇年代的香港比較，一個是落後，一個是進步，這是最經典表述殖民地的方式，便是經過殖民統治後，這個地方已經進步。」
至於香港華人社羣，黃培烽也表示據資料所載，香港華人對這種傳統中國的表述是沒有問題的，「他們不介意把香港表述為古代中國，因為可以把本地華人的身份和中華文化的身份連上關係，這是最主要的。當時中國民族主義興起，有不同內戰，在港富人被批評為何在殖民地賺錢而不去貢獻或參與大陸的戰爭？於是他們要證明自己在香港也可以扮演到華人的身份。第二個是避免講現實政治的問題，本地華人都避免講現代中國。」他也考究過當時中國大陸的報紙也沒有什麼反對聲音，他推測是當時北伐、軍閥割據，工人運動頻仍，大部分關心中國時政的人都不太緊張英京賽會，「所以好奇怪，這個展區應該是和民族主義有關，因為是錯誤展示中國，但就沒有引起很大反對。」
黃培烽坦言，做研究是要置於整個時代和範疇。他表示，這次英京賽會的香港館是能表現到當時香港人的高超處事手腕，「這包括本地華人和本地英國人，他們很有技巧去避免問題。另外是本地華人精英都好識玩，知道自己是華人身份很sensitive，呈現自己是香港華人的代表，提高社會地位，例如何東、周壽臣謀到副理事專員職位。」他也提到本地英商同樣得利於香港館，使在港英籍人士能夠與帝國中心有所連繫，「他們證明自己貢獻大英帝國，如航運的發展，對本地英籍社羣的身份認同也加強了。香港展館中展出一個舞台劇的stage set，是當時香港業餘話劇團把蕭伯納的劇目搬在香港上演，於是把那個舞台設計放在英國的香港館，可以代表他們把英國文化輸出到華人的地方。」
相隔一個世紀的重新回顧，黃培烽認為從香港館可以見到當時香港政府、英籍社羣，華人社羣如何在複雜時局下處理敏感的政治話題。「那個時代都很難控制，例如兩次大罷工、中國大陸軍閥割據是無法控制，但他們會盡量找到一個位去達到自己的利益。他們未必是很愛國，未必是憎恨或愛中國或英國，他們是想達到自己最大的利益。」他坦言，這對於一百年後的香港是很大的感受。「現在是支持或反對政府，所有人都不開心，沒有一個人是做到想做的事。剛好和一百年前相反。一百年前政治都不好，但不同社羣都做到想做的事。一百年後，政治都不好的，但沒有人能做到想做的事。」不過，他也認為這樣比較是不公平，因為時代社會差異太大，難以直接比較，「尤其資訊流量的分別，剛才說的問題處理，都是因為資訊不流通。如果資訊流通快，可能會變成醜聞。雖然可以看到以前的人如何處理政治問題，但如果這個館在一百年後舉辦，都是失敗的。」其實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反殖思潮始湧，此類博覽會已經難以復辦，也因此該屆成為香港唯一一次參與的綜合展覽。
黃培烽早前把部分研究成果展示於西營盤「A Nice Place To」，第二部將於明年二月在香港大學圖書館展出，會有更多大型展品及文字分析性的資料。他強調，自己不是首位發現香港館的人，過往都有歷史學家提及過香港展館，但較少全面認真地講述籌建過程和展館分析。他直言：「這些消失了的歷史，我想寫返出嚟，這一點本身很有意義。香港過去十幾年對於本地文化是非常渴求，很想知道本地歷史，我希望嘗試以合適的方式呈現本地歷史。這件事是有趣，也很重要，我想讓人知道，這已經是意義。」
《在倫敦展示香港——兩次大罷工之間的兩次博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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