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總在漫天飛雪的安娜堡想念風雨中的香港。
每個早上，魏子林都會讀完當天香港的新聞，從報道中了解香港一天天的變化，在越洋電話中收獲親戚紛紛盤算移民的消息。
這幾年，她都在安娜堡，一個大半日子都白雪紛飛的地方，看不見維港上永不熄滅、十足佈景板的萬家燈火，也看不到金鐘站準時清晨七點便魚貫上班的人龍，她能抓住的只有外地報道香港的新聞，盯緊新聞上一張張焦急無助的臉孔，隔洋看着香港正在面臨和已發生的改變。
家裏風雨正飄搖，她的門外卻是安娜堡，一個總是下着大雪，天地白茫茫的地方。
初到美國的頭一年，她獨自租住在離市中心較近的一廳一房單位（1B1B），一個人住在五百幾平方呎的房子中，感覺好不寂寞，她常躺在房間的牀上發呆，想念香港剛過身的愛貓，覺得生活失去了安全感，被打倒了，再也無法起來。直到她領養了一頭黑貓，名叫阿豆。豆是嘮叨的貓，長得有點傻氣，這團可愛的黑毛球使她無限溫暖，她終於等到了沒有雪的日子，安娜堡看來陽光普照，她不再獨自憂鬱，總是穿上花裙子，帶豆出外散步。牠令她的異鄉生活不再只有白茫茫的一片，因為家中窩了一圍溫柔的影子，時刻等她。
第二年，她便決定和阿豆搬到較小的套房去住，看着新家擺滿了東西，不再空盪盪，她才有一種實在的感覺，熟悉得像已經回到香港的家，找回了擁擠卻被安全感包圍的感覺。她說，她終於有一點明白張愛玲，明白她為什麼總是足不出戶，一個人在家中吃些即食而簡單的食物，平日看美國的節目，無事便踩健身單車。因為這正正就是大部分美國人的生活。
盯梢與吃杯麵
五年前，她在英國劍橋讀書，晚上一個人坐火車由倫敦回劍橋時遇到張愛玲寫的盯梢。火車上一個外國男人盯牢了她，她試圖縮小自己，努力迴避對方眼神，默默盤算着對方如果向她過走來該怎麼辦。她後來想起〈浮花浪蕊〉的洛貞，洛貞在小說中還能躲進電影院，但她一個人在一輛行駛中的列車上，又是人生路不熟，其實十分危險，而她讀的「性別研究」並沒有告訴她如何在這一夜裏保護自己。現在，她到美國讀博士，住的是比城市更小一點的小鎮，才發現盯梢是城市才獨有的東西，在這邊女人出門連內衣也不穿，張愛玲寫「在公寓房子的最上層你就是站在窗前換衣服也不妨事」，安娜堡也一樣，她終於能體會得到，怎會妨事呢—安娜堡家外一天下來也沒能看見半個人影。
她說，在美國沒有車是件苦事，二手車倒是不難找，只是車的保險極貴，她一個貧苦學生只好依靠手機軟件，快遞些食物，又或是麻煩朋友管接管送。在美國，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學術自由都似乎有了，她卻因為沒有車失卻了移動的自由。黃偉文有首叫《小團圓》的歌，歌詞如此說：「在最壞時候懂得吃、捨得穿」，然而她想到赴美後，這個一向重視生活品味的女作家從此吃杯麵度日，以前她會為張愛玲而感到心痛，但後來當她也在美國了，才發現張愛玲後來的生活其實並不值得驚訝。
「懂得吃、捨得穿是種privilege，永遠是個ideal，要花錢花心機經營，張愛玲在後來美國哪會有這樣的心思？」她說。那一年，有台灣記者搬到張愛玲美國寓所作她的鄰人，記者翻張愛玲的垃圾，用她殘餘的垃圾寫了一篇文章，說張愛玲日常吃的都是一些即食東西，隔着牆她記錄張愛玲在家一天到晚都在播美國的肥皂劇。魏子林把這段軼事牢牢記住，到了美國當博士研究生，也挑了美國的流行文化做題目。
世俗背後
她說，自己正在研究可愛（cuteness）的文化，題目有關美國三十年代著名童星Shirley Temple與其母親。Shirley Temple在破壞力極大的經濟大蕭條時，以一頭金色鬈髮，蕾絲花邊裙，洋娃娃般可愛的臉打敗了所有的大人明星，在美國快速走紅，七歲時便得了奧斯卡獎，有無酒精雞尾酒以她命名，連今日日本成藥的「小護士商標」其實也是以其形象作為設計原形。
當時美國面對的亦是一個大時代，經濟大蕭條令美國人愁困了足足十年，國內失業率高企，不少家庭面對朝不保夕的貧困生活，然而電影中可愛且能歌載舞的女童星為時代的裂縫帶來了紓緩和治癒。在後來相關的人物傳記中，她發現Shirley Temple的媽媽其實是個出色的女性，她既是女兒的經理人，又一手培訓出女兒的才華，卻因為當年美國女性不被鼓勵參與專業性工作，於是Shirley Temple的母親一直在媒體面前推卻自己的功勞，說這都是女兒的天份。子林喜歡這個女人，她十分有技巧地在三十年代反對女強人的美國社會風氣下，一邊隱藏自己的能幹，一邊發展自己的事業。
許多人問她，為什麼要研究「可愛」這個看來平凡又庸俗的題目，她也提到張愛玲。「張愛玲常說自己寫的都是庸人俗事，許多人都說cuteness只是trivial的東西，Why does it matter—我就是要告訴大家It does matter。我想學張愛玲在最世俗最平凡的事情中看到有意義的故事。」
平凡的複雜性
她自小就從張愛玲的故事中讀到女性主義，她看出張愛玲從不寫大江大海的故事，永遠寫着最平常的東西，卻在細節中帶着對社會的關懷，像王佳芝有種「我為人人」的精神，白流蘇有她的正義，曹七巧談不上正義，但她教訓女兒「男人都碰不得」，這是在舊禮教中一個女性從父權制度捱過來的教訓。但她喜歡的還是張愛玲的《怨女》，那個麻油西施到了最後還是開初那個天真的麻油西施，老了她還是記得年輕時半夜扣門要來吃她便宜的男人們與街角那間小小的藥店。
她喜歡張愛玲筆下的人物從不是什麼偉大的角色，甚至喜歡角色的世俗，因為那正正便是舊時代下女性真實的臉孔—不造作，也不故作偉大，明明在為社會抱不平，卻又不會說到出口，只站在故事中從人物角色出發，她說這就是張愛玲的美學。「直白地把女性主義說出來，往往只會把兩性權力平面化，去掉當中的複雜性，我在研究中也提醒自己抱持這種態度，不要直接套用女性主義的理論，要先理解流行文化的pleasure，理解到底是什麼吸引觀眾，為什麼媒體能address他們生活某種焦慮，再分析性別、種族等的權力關係。」她笑說，自己在劍橋讀了太多女性主義理論，發現理論乏味，還是人的生活有趣，於是也不想當以理論為主的研究人員，希望像張愛玲一樣，從故事的史料出發。
「她的創作其實有些『新聞學』的元素，張愛玲常說自己的故事原形都是從親友中收集回來，後來經過潤飾與改編才寫出，背後都真有其事。」她大學時也修讀過新聞，後來發現，這個叫自己嚮往的行業，尤其是廣播新聞界，夾雜了許多社會對女性形象的假設和規範。
社會上的不平等
「女主播不能太女性化，頭髮不可以留太長，又不可以太男仔頭，令人覺得你是lesbian。」大學的第二年，她便剪了半長不短的主播頭，一次出席一個有關愛滋病病情的記者發布會上，她聽到作為權威的醫生一直放大同性戀和愛滋病的關係，卻不能在記者會對發布人提出更深入的問題。
「以前大學常對我們說要唯真唯善，不平則鳴，但真正做新聞時，發現工作的過程中，有許多社會的偏見和假設，記者卻很少過問，因為這個行業的時間和空間是有限的，你的上司也未必欣賞你追根究柢的去問這種問題。我不想只是對着一份新聞稿，問些相對直接的問題，而放下一些更加根深柢固的假設不問。」美國有部關於新聞工作者的劇集，她記得其中一個角色說，記者這種職業有很大的偏見。「他說，記者的Bias就是Bias to neutrality。如果美國民主黨說地球是平的，共和黨說地球是圓的，記者要問的並不是地球到底是平或是圓，而是各打五十大板。」畢業後，她知道學術的路能令她追問到更深的答案，於是領着全額的獎學金，一個人到英國劍橋去修讀性別研究的碩士，完成了碩士，在香港做了幾年研究助理，又到美國讀博士。
到美國的那一年，她在香港收拾行李，博士學位動輒需要花上五、六年的時間，她知道自己將暫時長居他鄉，於是把已經過身的愛貓遺物帶到美國，除此以外便是幾條精細好看的花裙、親友的相片與張愛玲的《流言》。
安娜堡位於美國的東北邊。她算着，這裏一年有七個月都下大雪，攝氏零下十幾度是尋常事，下完雪，又下一場雨，最後便是炎陽高掛，一天下來便經歷了地球的四季。在這裏，她一個星期才出門買菜一次，美國市場中東西都以特大容量發售，想飲一罐可樂就要買兩排，她笑着想，難怪張愛玲後來過得如此簡約，因為在這裏，就算是天下最精緻的女人也不得不這樣生活。
在安娜堡想像彌敦道
她只能在漫天飛雪的安娜堡想念風雨中的香港。
有次她和一個同樣來自香港的朋友走在鎮上的大街中，一邊散步，一邊想起香港，兩個人決定把那裏想像成彌敦道。
「我們從『油麻地』一直走到『旺角』，再走到『太子』，我們一邊回憶不同的店舖，說起小時候會吃的撈撈（撈冷麵），會去拍貼紙相，到機舖打機。」他們幻想如果這是旺角，便可以去吃回憶中的食物，馬路上會跑出一堆巴士和車輛，呼嘯而過，不會像眼前那樣冷清。
事實是安娜堡長年下雪不止，四野無人，出門便是結了冰的地，走路一不留神就滑倒，然而這裏已是全美號稱最適宜家庭居住的地方，因為是大學城，來去都是學生、教授和教職員，鎮上幾乎沒有乞丐，治安十分好，同時透着中產和白人文化。「我接觸的學生大多都來自中產家庭，他們生活得無憂無慮，然而在這裏學費很貴，兩年碩士要百萬學費，一些出身不好的學生要打幾份工來還學債—你可以說這邊很自由，然而有些自由也只有來自上流社會的人始能完全享受得到，如果是基層，如果是黑人，他們負擔起這份『自由』其實很是吃力。」
她在這邊，像張愛玲一樣，用英文思考，用英文做研究和教書，然而晚上做夢，夢裏她說的還是廣東話，在夢中還是香港的馬路、香港的港口和香港的親友……
然而她明白自己再也無法回到「香港」。
她以前總盼着畢業就回香港，但現在她心目中的香港再也不一樣。她只能在美國，比較着安娜堡和香港的不同。「我們都想念香港，但我們現在都害怕回去。」同在美國的香港男友說她崇尚自由價值、喜歡辯論的那一面很「白人」，她卻說自己還是那個不折不扣的「港女」。
「港女，香港女仔，我也跟別人說『I come from Hong Kong』，意思是我受香港文化渲染，愛聽Cantopop，愛看香港電影，愛說香港的廣東話。我對香港的鄉土情意結是文化上的，所以我常常叫人要看港產電影，講廣東話，我在這邊也常看香港電影，聽Cantopop。現在，我覺得投入香港的文化比真的回到香港更『香港』。」她說。
五十年前，她在洛杉磯，她叫張愛玲。
五十年後，她在安娜堡，她叫魏子林。
她們都曾在白雪紛飛的日子裏，無數次想起故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