討論電影當下的發展，技術普及以致門檻降低是常見的說法。但拍攝電影真的變得容易嗎？沒有說下去的，是電影仍受各種規範，如資金與審查。自由的空氣，讓影像肆意飄盪。但在某些國度，拍攝電影仍像秘密行動，拍攝者只能尋找獨有的生存之道，也反覆嘗試跨越禁令。伊朗的麥馬巴夫曾被囚禁，流亡他鄉才能持續創作；新加坡鮮有的紀錄片導演陳彬彬，從直述歷史轉向更迂迴的叙事；還有我們熟悉的中國，趙亮的攝影機緊緊跟隨上訪的人民。每個閉鎖的國度，也有關於禁絕與對抗的故事。
麥馬巴夫拍攝電影多年，這次來港，帶來的是一部被指「抹黑革命」而遭禁絕多年的《撒恩達之夜》（1990）（下簡稱《撒》）。作品在二十六年後才重見天日。
驟眼看，《撒》只是一部家庭與愛情的作品（麥馬巴夫後來說到，這幾乎是伊朗首部愛情片。因為從前伊朗是不允許拍攝愛情片）。但作品加上了革命前後的背景，在大學擔任教授的主角，為人憤世，往往高聲疾呼社會問題，也質疑伊朗革命。於是，我們聽不到他的對白，對白被消音。字幕如是道：因為審查的原因而消音（mute）。電影亦有三十七分鐘的部分被剪掉，只餘下如今的六十五分鐘版本，略顯支離破碎。不過，沉默更有力量。「對，沉默更有力量。」麥馬巴夫說。
電影改變人心
禁制對他來說不算新鮮。十七歲的他，在仍受帝制統治的伊朗追求公義與民主。伊朗尚未革命，他在廣場上被人民逮捕，並被交予秘密警察，關上五年。「後來四年後，在同一個廣場，人民進行了革命。再過數年，人民又不再關心了。同一個廣場，有不同的時段。」革命時，他在監牢裏，每天從早到晚閱讀。「坐牢的首六個月很痛苦，受盡折磨。好像我的左腳都傷了。」他一邊說着，一邊用手在左腳比劃着。「後來的生活主要都是閱讀。沒有政治類的事，但有文學與數學等。」豐富的閱讀經驗讓他開始寫作。
他在廿二歲離開牢獄，隨之投身政治。他謂，昔日的朋友在伊朗革命後都成了總統、首相。「但我只投身了很短時間便離開了。因為他們只是重複革命前的管治，沒有改變。」隨後他在電台任職了一年，再成為寫作者──寫小說，也為電影寫劇本，自此成為電影導演。「我自小也未曾接觸電影。因為我的家庭的濃厚宗教背景。當我五歲時，祖母對我說：如果我們上電影院，神會將我們打入地獄。」說來可笑，卻折射了伊朗人民對電影的亦趨亦近。麥馬巴夫形容，伊朗人民非常熱愛電影，不管是獨立與藝術片。當他公開招募演員往往引來多達數千人，「對他們來說，電影代表真實，電視代表謊言。電影可以讓他們尋找自我，能觀看自己的臉孔。」
伊朗的電影，總在真實與藝術間擺盪。麥瑪巴夫與基阿魯斯達米或約化巴納希同樣，作品總穿梭在虛實的邊界上，叩問真實的本質。他形容同代的伊朗導演，喜歡在真實生活裏提取拍攝的題材，亦起用平民，「因為無法在電影裏找到生命。我們嘗試將生命帶回到電影裏。電影沒有真實便無法可信，沒有虛構的呈現便沒有藝術性。因此是兩者的結合。」他如是道。
訪問中他多次強調，電影能改變人心。「我在出獄後第一次進電影院，感到非常震撼。那些巨大的影像、音樂，還有顏色……影響我深遠。」他眼裏仍閃着恍惚的靈光，「其後我便驚覺，電影是改變人心的良好工具。」他自言沒有受過正式的拍攝訓練，只能從實踐中學習。身為伊朗導演，還要學習如何穿越禁令。約化巴納希在禁絕下仍能在的士上拍攝；麥馬巴夫拍攝多部敏感的作品後，被禁止拍攝，於是，他逃往阿富汗，又因被追捕而遷往法國與英國。對於流亡在外才能拍攝，麥馬巴夫卻一笑置之：「其實不單止是伊朗，還有中國、俄羅斯與土耳其等，很多地方也同樣面對禁制。不過同時很值得敬愛，因為這是充滿挑戰的工作。我將生命交在我的手中，然後拍攝電影。每一天我也視為生命的最後一天。這的確不容易，很多導演也成為流亡者，或坐牢，或被禁絕。但只要覺得電影能改變人心，便會繼續拍攝。」他再度說。
對革命的質疑
孜孜不倦求索電影改變人心之道，源自對人民的體察。在《撒》裏，主角與妻子在路上遇上交通意外，途人視而不見，最終妻子因失救而死，主角亦從此殘障，變得憤怒。這不就是導演在廣場被人民逮捕的寫照嗎？「是，也不是。是，因為我的確遭受類近的經歷。不是，因為我尊重伊朗人民，但我會批評他們。我拍攝電影不是為求讚賞，而是為了真實。我為了改變伊朗人民才作出批評。」他坦言，伊朗人民只追隨極權者。即使革命發生後，他們忘卻了革命的真義：對公義與自由的追求。「如今極權者重返，為何他們仍保持沉默？我拍攝電影，希望能喚醒他們。」
正是如此坦誠換來對電影的禁令，一禁二十六載。伊朗革命後，政權依舊轉換循環，而人心無變，人民也沒有獲得公義與自由。他仍相信革命嗎？他沉思半晌，說：「我不相信那一場革命。」他直指，他相信「革命」的精神，「但也視乎是怎樣的革命。重要的是人民的想法與抵抗。憤怒無法作出思考，也只會簡化社會的複雜性。」因此，在他的近作《總統大人著草了》，他同時批評革命與政權的暴力，不過亦只能在伊朗境外拍攝。最後問他是如何接觸民主精神，他答，是受哲古華拉影響，「不過，當我在牢獄裏閱讀，卻漸受曼德拉影響，他更有人文精神。哲古華拉只能改變獨裁者（dictator），但無法改變人們的想法，無法改變獨裁（dictatorship）。」
（場地提供•香港尖沙咀凱悅酒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