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以為，拍電影跟畫畫、寫詩、做音樂或演戲不同，不能單憑個人狂溢的才情和意志可以成事。拍戲很煩，你需要周旋於各種人事金錢掣肘，從中作出很多取捨平衡，以達至最終追求。我以為有這種心態和能力的人，不會輕易走上絕路。
然而，筆者也曾在好些文章或訪問中主張過，（香港）電影要有突破，創作人應擁抱器材的便利，盡量降低製作成本，減低來自市場、融資或慣常模式的束縛，在創作上堅持到最大、最獨立的個人意志。
《大象席地而坐》的年輕導演胡波做到了。它的成本極低（據說只有60多萬人民幣）；他為了堅持拍出陰鬱的氣氛，每天只用日出後、日落前的數小時去拍攝，這個要求，要是我跟大部分「正常」的監製提出都不會被允許；他還堅持電影要四小時長⋯⋯他堅執到最後，結果成就了一齣視覺與精神面貌都極為強烈、貫徹而且超凡的作品，達到了華語電影的新高度。然而，在電影面世之前，它曾陷於被片商要求剪短的糾紛中，期間，二十九歲的胡波選擇了結束自己的生命。是他耗盡生命精華以換取作品的最高純度嗎？我無資格定斷，也寧願不是這樣。
四條故事線、四個主角──兩個是中學生、一個老爺爺、一個蠱惑仔，活在一個爛透的世界。在他們各自與其他人的連繫中，你幾乎找不到正常的人倫價值：朋輩、師長、鄰舍、愛情、家庭，盡是崩壞和扭曲。其中學校的副主任，恍如是這鬼國的代言人。有一幕， 他與主角之一的女學生私會，以滿腔看破世情的油滑，吹捧着自己的世界觀：世界不會變好的，到處都是一樣的，就算看到小貓被欺凌，也應「一毛不拔」的置身事外⋯⋯他就是正宗「犬儒王」，是這個精神匱乏國度裏的「終極老油條」。在導演只對準主角的鏡頭下，他們身邊的這些「旁人」大部分時間都是面目模糊， out foc、out frame，或在陰影裏。電影沒有（當然也不可能）直寫什麼社會批判。但我們都知道，在一個高壓、道德追求沒有出路的國度，靈魂的扭曲是被迫着慢慢形成的。戲中灰暗的一切都是現實的寫照。
在這世界裏，只有鏡頭長時間緊盯着的，而且往往對得很近的四位主角們，尚有空間去自省着價值的迷失，在探索、在掙扎、在追求。但最終追求什麼呢？連自己也說不清，但他們都對一隻在動物園裏的大象產生興趣，只因牠整天坐着不動，人們怎麼逗弄牠，牠還是不動。這象位於滿州里，就是他們所身處國度的邊疆，他們想前往去看一下。據影評人朗天在映後分享中所講，「象」在中文的語境裏，往往就是代表「現象」。而這四位主角，明知這「象」是怎也不動 （彷彿和應着「犬儒王」的世界觀），也還是有興趣去看看，或許是因為無論牠動或不動，也終究是這世界的「真象」吧。只有這四位主角，還未投降成為行屍走肉，明知無意義，也要去闖闖。
有時人生的終極渴求，是你不能解釋的。戲裏有一段不太顯眼的對答：當老爺爺決定退出不去看象了，同行的小孫女哭起來；女主角叫她不要哭，小女孩問「為什麼不要哭？」女主角想了想，只答她「不為什麼」。
老爺爺是因為交通的問題想辭行，他語重心長地為自己辯解，論點竟跟「犬儒王」的有點相似──去到哪裏都一樣。但他又似乎多了一種活在當下的積極──你遙望着那理想地， 卻立足這裏，腳踏實地去改變它，這裏才會變好。老爺爺雖然自己不去，也還是脫下大褸交給青年人，支持他上路。然而，到最後，縱使他不去的原因如何鏗鏘，勸服他再上路的，就只是年輕主角輕輕的一句：「我們還是去看看吧。」
戲裏最後的「象」，層次上有點像《霧中風景》片末的橄欖樹，和《歡迎光臨夢幻樂園》片末的迪士尼。但「象」沒有後兩者的美好景願，但同時也不似後兩者一樣「離地」， 擺明只存在於文藝昇華的空間。三位主角最終接近大象的那個時空，跟戲裏其他時空一樣， 都是實在的。《大象席地而坐》改編自胡波的同名短篇小說。電影拍出的氣氛比小說的文字更灰暗不安。但論到結局的情節，我認為小說才是灰到盡。電影中，無論「真象」終究是什麼，那始終是一聲淒厲的吶喊。 二十九歲的胡波，押上最強的意志，在這崩壞的世界，留給世人這「真象」的吶喊，永遠撼動着迷惘的靈魂。
作者簡介
黃修平，1975年生，香港電影導演、編劇。導演作品有 《狂舞派》、《哪一天我們會飛》等。現亦於香港理工大學設計系及香港浸會大學電影學院任教媒體創作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