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晚才在維園勞碌整夜,為外媒報道採訪六四三十一周年集會,翌日午間,一臉倦容的陳摯恆(Holmes Chan)換了身位,這次輪到他受訪,談他和一羣年輕記者一起合寫、五月底出版的新書《After Shock》。
《After Shock》,意即「震驚過後」,書中集合的正是Holmes和十位在媒體工作時認識、都是「二字頭」朋友,回顧過去一年令人震驚的抗爭運動後寫下的英文散文。每篇文章題材不一,寫親身跟訪周梓樂事件、中大理大衝突期間和之後的感受,也論個人對新聞寫作、傳媒自我審查以至記者崗位的反思。作為此書的編輯兼作者,Holmes充滿自信,這羣年輕記者的文章,是香港英文媒體中,「未有出現過的觀點」。
反思個人也在反思新聞學
Holmes笑言,編《After Shock》有部分原因是為了自己。去年九月,當時他還在英文網媒Hong Kong Free Press當記者,經常到抗爭現場前線採訪;但作為記者的他,也與一般香港人一樣迷惘,對眼前的一切有許多困惑。於是,他便向一羣他認為觀點獨到、觸覺敏銳、在英文媒體工作的朋友邀稿,希望他們以散文(essay)形式,寫出抗爭運動中對他們而言重要深刻的事。
會想讀他人的散文,是因為Holmes覺得,基本的新聞報道解決不到自己內心的困惑,而散文的特點在於,「好多時作者落筆時不知道終點,落筆那時還很亂,但隨着他愈寫——或者不會去到結論——就會行前了。」他覺得,讀着作者從文首到文末之間的掙扎過程別具意義,縱使作者的掙扎不盡是自己的掙扎,但至可受到啟發,並找到同樣困惑的同行者,「起碼我沒那麼孤單」。
結果,收得的稿都像「採訪手記」,每位作者都坦誠寫下了身為記者的掙扎,然而,探討「新聞學」(Journalism)本非Holmes編書的意圖,「我跟他們說,不一定寫與記者相關的事,可以純粹寫personal life的東西。但他們與『反送中運動』的connection就是他們的工作,所以他們要寫『反送中』,無可避免就要寫journalism,如果要反思『反送中』,就是反思自己的工作。」在當下,作為記者,就算放下了新聞書寫的包袱,想更個人地自述感受見解,但私人似是已不可與公共完全切割。
令人震驚的是暴力
抗爭運動充斥着暴力,暴力令人震驚,記者目擊這些暴力,如何處理暴力是工作的一大命題,暴力的震撼也影響了記者的生活。是故,書中多位作者不約而同提到「暴力」,新聞應如何呈現暴力,又或人如何受暴力所害。
像Holmes所寫的一篇,就是想探討「暴力與語言之間的關係」。過去一年在抗爭現場採訪的工作讓他思考,寫出的報道文字與實際目擊的暴力總有落差,「特別是做英文媒體的記者,文字諸多制肘,以致事情會有失真的情況出現。」Holmes認為,當暴力在香港變得無處不在,大幅改變了社會生活,但新聞語言還是二零一九年前的一套,「那即是文字fail了。」就如「過度武力」(excessive force)、「混亂爆發」(chaos erupted)等詞,如今已失去應有的意義。
另一篇題為《Voiceless》、隱藏署名的文章,則揭示了「網絡暴力」對人的侵害。作者寫道,自己在facebook討論香港抗爭運動的帖文,被轉發到微博上,招致「人肉搜尋」、網絡欺凌,威脅甚至波及身在中國大陸的家人。作者因而不得不噤聲,自我審查。Holmes透露,「這是最難約的一篇」,作者在事後一度無力寫作,是他約作者飲咖啡傾談,再鼓勵對方將對話內容寫成文章,才終收到稿件。
香港本位的英文寫作
《After Shock》的寫作語言是英文,但其目標讀者,不是外國人,而是本地人,又或海外的香港人。「(這些)用香港作為主體寫的英文文章,目的是想reach到香港現在的discussion。」Holmes說着,然後從背包拿出兩本近期出版、談論香港的英文著作,並點出本地英文寫作的奇怪處境:用英文寫香港,好像定必要外銷給外國人閱讀,所以不少講香港的英文書,揭開就是亞洲地圖、介紹香港地理位置,繼而再用一整章去解釋何謂「一國兩制」,最後附上一列參考文章。
「如果香港英語系文學永遠對外,那就會失去一定的深度。」Holmes基於這樣的信念,編《After Shock》時,視角預設了讀者是本地人,「不會解釋什麼是7/21,正如在《New York Times》寫9/11也不必解釋一樣」。如是,他希望散文集能吸納到傳統中文場域中被排除的作者和讀者,改變過去香港英文場域的潛規則。
「香港的英語文學可否有某程度的主體性?」這亦是《After Shock》留下的一條問題。
《After Shock》
出版社:Small Tune Press (HK)
售價:$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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